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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阳光工程调查（上）本报记者 王永群
“针对阳光工程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想方设法套取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现象，我们制定了这个通知，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和规范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防套取培训补助资金的现象。”安徽省财政厅农业处副处长王茂胜拿着印发不久的红头文件对记者说。
这份文件是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农委、安徽省监察厅联合出台的《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细则》对安徽省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财政资金的申报、使用、监督与管理等方面都作了大量规定，而催生这一细则出台的直接原因是2004年末部分地区出现的“套资冲动”。
“由于涉及面广、任务繁重，阳光工程运行过程中管理上是出现了一点问题，但并不是普遍现象，骗套资问题只是个案。”具体负责阳光工程项目的安徽省农委科教处处长赵熙玲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在经过几个月的严查之后，2005年安徽劳动力转移培训确实在按计划稳步推进，但就被寄予众望的阳光工程本身而言，在记者的采访中，这项被誉为“德政工程”、“惠民工程”的项目却并没有让记者感受到“如沐阳光”般的轻松。
监管难题
“阳光工程”全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开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训经费实行政府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地方财政扶持资金与中央扶持资金统筹使用。
“2004年中央对安徽的转移培训资金是1600万元，省级财政也安排了1600万元的培训资金，按照文件规定，我们要求市、县财政每人按50元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其中90％以上的资金直接拨付给受训人，考虑到人多量大，为了减少发放工作量，其余不到10％的部分发放给培训机构。即具有培训资格的培训学校，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学校可获得中央和省级财政各100元、县财政50元的财政补助，让他们在培训时减少收费金额，使农民间接受益。”王茂胜对记者说。
正是这份看似完美的分配方案，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2005年2月6日，农业部、财政部等六部委下发了一个《关于对阳光工程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核查的紧急通知》。该《通知》说，“阳光工程”自2004年4月启动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具体执行中，个别地方由于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力等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套资问题，一种是利用别人身份冒领补贴，一种是利用培训人员不知情状况拿着补贴收着同样的钱。由于执行政策时只能在中央文件的框架下进行，所以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我们的灵活性很小，这也正是全国各地都出现不同程度套资现象的原因，并非安徽特有。”王茂胜说。
“2004年我们培训了将近15万人，农民的流动性又很大，这么庞大的数目哪能面面俱到，我们忙不过来。”赵熙玲无奈地对记者说。赵熙玲说的监管难题确实比较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徽阳光工程指导小组组成单位除有与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对应的厅局参加外，还有安徽省扶贫办、物价局、气象局、妇联、团省委，指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在安徽省农委。小组“庞大”的家族只是形式上的成员而已，实际负责项目执行的是安徽省农委科教处，具体人员只有几人，并且他们还肩负着原来的日常工作。“神散与形散”机构组成也让赵熙玲“忙不过来”。
不能承受之重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还发现，对于阳光工程而言，运行中的偏差很容易解决，但“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在自身定位尚存在矛盾的前提下，市场对这样的培训很难抱有太大的希望，从体制上完善设计中的偏差、从根源上推动阳光工程向纵深方向深入远比纠错要难的多。
“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如果不添加器材、场地等培训设施，仅就教师的加班费、水电、管理而言，要培训一位学员至少要600－1000元。按照规定，每个人最多是250元，实际上到位的只有200元，县里配套的50元根本就没有到位，县财政本来已十分困难，哪里还有配套资金，多收又是违规。既然我是做教育的，就要遵循教育规则和市场游戏，我们不是慈善机构，赚不到钱还要贴本，关键是我们学校也亏不起那么多。这个培训我不能做。”安徽省水产学校校长潘松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在许多培训机构都将培训项目看做是“香饽饽”时，潘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傻子”。
安徽省人大农工委主任王立祝从法制的层面将潘松林的资金困惑作了解释。“阳光工程刚刚开始，中央文件只确定了从2004到2010年培训目标，在资金方面并没有说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规，所以资金问题成了首要难题。”
“对于单项技能培训，不论农民工与否，要达到劳动技能鉴定要求，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有的工种还要更长时间，省里文件规定是15到90天，但实际上拿到培训资格的培训机构培训时间基本上在一周左右，这么短的时间，根本学不到东西。”潘松林从教育的角度对记者做了进一步分析。
“在培训对象方面，《细则》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最需要各方面认真考虑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后直接推向社会的学生。2004年安徽普高升学率是55．6％，这就意味着近50％的中学生流向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急需全面学习培训的人员，虽然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潘松林说。
“我们宣城是阳光工程培训做的比较好的地区，2004参加培训人员近1万人，培训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拿到资格鉴定证书的目标太难，因为国家劳动保障部没有明确规定培训后鉴定费减免，地方也没有一个红头文件，鉴定费居高不下，鉴定过程手续繁琐，致使培训后的学员大多不愿参加技能鉴定。对于文件要求培训后要达到80％以上就业目标我们根本无法统计，因为农民工流动太大，无法做到跟踪调查。至于培训比例，安徽去年外出务工人员超过1000万，参加培训人员不到15万，杯水车薪。”安徽省宣城市农委主任陈世跃对记者说。“不过有总比没有好，毕竟开了头。”
“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从基层情况来看，培训做得好的几乎都是民间组织，他们在培训、就业方面的订单式一条龙服务值得政府扶持。阳光工程实现市场化是关键，只有取得逻辑上的自洽，才有可能获得行动中的自知。”王立祝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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