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路，我走得很辛苦

　　“我们家祖辈务农，我的经历可以算是进城务工青年的一个小小缩影。”周国允说。今天的周国允，俨然已成为河南省青年在北京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首届北京市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还是河南省滑县高平镇周谭村党支部书记、安阳市人大代表、滑县政协常委，今年“五一”前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岁的时候，周国允高考落榜，看着村里的年轻人读大学的读大学、当兵的当兵，他 也有了“出去闯闯”的想法。

　　正巧北京中建一局五公司的建筑工程队来村里招工，当时周国允因为年纪小身体瘦弱没被招上，但他最后拜了个老师才勉强进了工程队。“到北京一下火车，我的眼睛都不够用了，那么繁华，那种震撼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当年10月，周国允来到北京。

　　工程队第一站去的是

长城饭店，做木工

装修。因为嫌周国允年纪小，饭店方面一开始不愿意要这个瘦小伙。周国允说服了老板。他卖命地干，最后在60多人的施工队中拿到了一天5元的最高工资。

　　“那时农民进城打工才出现没几年，城市没有农民工的立足之地，我们的自卑感特别强。”周国允说，“走在大街上，坐公交车、坐地铁，我们也常常觉得低人一等。”

　　到北京打工的第一年，周国允就用赚来的钱置办了手表、西服，并给侄子、侄女买了过年的小礼物。“我们村谁穿过西服啊？我穿着出去给人拜年，人家说你衣服后面怎么烂了？回家我妈就真把西服后面的开叉给缝上了。他们还把我从北京带回去的烤鸭放在水里煮了吃，闹出了很多笑话。”

　　转过年，再打算进城找活的时候，村里的务工头头说“大西北比北京赚钱多”，挑了周国允在内的6个小伙，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银川。“那时大家思想纯朴，我们6个人就干了人家几十个人的活，很受欢迎。”周国允说。西北风沙大，在涤纶厂工地上吃饭时碗里很快就铺满一层沙子，没法下咽。水土不服又加上想家，周国允很快就病了。“打了青霉素后屁股疼，晚上我就坐在宿舍台阶上哭，觉得熬不住了，特别想回家。”

　　一次砸木桩时，周国允不小心把拇指的指甲盖给砸掉了。晚上睡觉时痛得钻心，他就想哪怕要饭也要回家。还有一次电焊机漏电，触电后的周国允扑倒在地，四肢动弹不了，多亏工友及时挑开了电线才幸免于难。

　　后来，好心人借给周国允几百元钱回家，他在家乡注册了一个“高平乡第二工程队”的营业执照，又跟老乡凑了两万元钱，开始了新的创业。“这之后，我们就特别想混出个样子。”1988年，周国允再次来到北京。

　　让周国允颇为自豪的是，到今天，他参与建设的北京建筑，已经超过了4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东方广场那么大”。这其中，包括了亚运村9号运动员公寓、西客站邮件处理中心、北京市人大综合办公楼、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北址廊、中国远洋大厦、中华世纪坛、国家大剧院、非典期间抢建出来的小汤山医院，以及正在建设之中的国家主体育场“鸟巢”和首都机场新航站楼。

　　与这些成就相伴的，是周国允一家在北京近郊落了户，在城内买了房子，并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宝贝娃。“我是从1995年队伍开始扩大时有了扎根北京的想法的。”周国允说，“那时北京的政策对外地人开始宽松，在北京有了生存发展的机会。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北京受教育，读大学，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

　　在建筑行业内，他拥有一个劳务公司、一个房屋建筑总承包二级公司，一个

房地产开发公司、一个装饰公司，还参股了北京城建集团的一个搅拌站，正准备成立集团公司。他手下6700多人中，除了聘用来的经理级的几个大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河南。

　　如今，他在北京也早已没有了低人一等的感觉，“现在城市人吃饭、送奶、购物都离不开外地人，再不会出现不办暂住证不敢上街的情况了”。

　　有的农民工说，警察查暂住证，他就掏出来，没想到，警察随手撕掉，揣进兜里。瞪着眼睛逼问：“暂住证在哪儿？”随后，农民工就被送进收容所。

　　以前，工人们几乎都有过被警察要求查看暂住证的经历。“工人的媳妇来了，警察深夜来工地巡逻，把工人的裤腰带一抽，送到郊外筛沙子（北京收容场所的代名词）去了。”周国允说，农民工从外地来，心里想着办暂住证，但条件苛刻，要托关系才行。“那时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现在的政策好多了。”周国允说。

　　作者：本报记者 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