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帮到商会重振民间商业组织

　　溯源商帮重振经济磁场

　　商帮古已有之，古代丝绸之路就已留下它的传奇故事，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帮会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段在资源整合上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帮”是文化上的概念，目前已经虚化。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业资源。毕竟个体资源是 有限的，想获得更大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组合起来，作为互助形式，形成内部的游戏规则。它们的内部也有一个分工，按每一个买卖进行，每做一桩买卖，大家就会决定谁负责买卖，谁负责运输，谁负责产品的完好无损。但帮会的内部成员很不稳定，在一桩桩买卖中形成并更换。时间长了也会形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像企业那样形成固定的组织。不可否认，商帮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但弱点明显，个人意图突出，整体利益很少。从历史发展看，帮会是个必要的商业组织，全国各地的各种办事处实际上都在起这种作用,但没有用这个名称。帮会是一种自发性的群众性组织。实际上内地在招商引资时，也是到外地将当地的本地人组织起来，如泰国华商会，潮州商会等都是这一形式，文革时有所控制,现在又冒了出来。最近在新疆成立了一个温州商会，新疆官员非常高兴，还到处宣传。以文化群体为单位，认同同一文化的商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但需要政府引导，并充分利用。台商协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帮”从文学上讲是一个封闭性的东西，感觉不是很好，叫商会、联谊会、投资促进会都可，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概念。商会（帮会）的作用很多，包括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互补、信息交流。尤其对各地政府招商引资意义重大，可以引导籍贯所在地经济发展；其次是互助性，但需要成功的引导。从民间来讲，帮会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实际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帮会不同。现在讲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它也是从传统中吸取力量，找一个历史的根源和依据去做，充分发挥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通常是一种创新，加以重新阐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如山西的打造新晋商文化。山西人这个地方封闭，小农经济较浓。现在这样做的结果是鼓励山西人走出去，重振以往雄风。我们组织这个专题探讨，目的正在于此。

　　“商业革命”崛起十大商帮

　　———兼评商帮的历史演进与作用广东企业发展研究专家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杨永平

　　商帮历史

　　我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并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虽然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已发展到鼎盛期。特别是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他们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崛起于明朝后期。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

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

　　商帮的历史作用

　　商帮在我国古已有之，盛兴于明清。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各地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同时，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他们既有共性，也各有特点。譬如，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1、“以诚待人”，2、以信接物，3、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徽商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等，对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这些商帮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并将这些钱财带回家乡，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和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他们造就了一代

理财人物。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他们的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间商会崛起

　　尽管商帮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他们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走向衰落。商帮的鼎盛期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商帮却做不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再如徽商中的“儒”文化。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惟有潮商、浙商等既发扬了古代商帮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又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具备了某种开放的心态，才得以延续下来，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迅速发展。发展到今天，这股几乎完全起源于民间的力量，以一种现代的自治组织形式———民间商会，继续出现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而最终，他们将成为中国社会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商帮局限看商会走向

　　欧博企业研究所所长曾伟副所长王刚

　　商帮特征

　　商帮和商会两者均作为民间商业组织，二者有点相似，但又有所区别。民间商会是以行业划分，历史上的商帮则以地域区分，以文化区分，例如晋商、徽商等。之所以会有晋商、徽商之分，其实正说明了商业帮会的属性：商帮是地域文化、区域文化与开放市场的矛盾的产物。如晋商若只在山西做生意，就不成其为晋商，只能是不局限于山西区域，但这帮人都有区域特征，商帮面对的是全国，开放性的市场，而它本身属于相对狭小封闭的圈子，或者说是文化圈，帮会成员有共同的习惯、语言甚至是有血缘关系，彼此有着相同的文化基础、习惯、信仰、风格，有着很强的地域性，而它所面对的市场是开放的，超地域的，所以说商帮是区域文化与市场矛盾的产物，这一矛盾通过不同商帮之间的这拨人来体现。

　　商帮局限

　　从形成角度就可看出商帮的历史作用与局限。历史作用是商帮起到了保护、整合、扩大商业圈、调动资源的作用，让商家以群体的姿态面对无法预知的市场。市场开放是全世界的，个体面对时无能为力，就会退出；以群体方式走出去，就给人一个群体的概念，就敢于面对市场。商帮的正面作用是面对开放的市场时敢于走出去，去市场搏。因为基于共同的文化基础、习惯，甚至是血缘关系，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保护作用非常积极。其消极因素是：以地域、区域文化为基础。这种区域文化概念与开放的市场是矛盾的、对立的。而市场却是流动的，哪里有利益资源就流向哪里，这样商帮的运作就会阻碍市场的这种流动。这种区域性的帮会与文化对整个市场的成熟有阻碍作用。历史上，帮会古已有之，但没有形成完整的开放市场，这与帮会的负面作用是分不开，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商帮对外对内有着不一样的规则，而市场的成熟在规则上要求统一。另外，对于商帮内部的人，帮会的存在也不一定有好处，它类似于家族，强调等级，带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可以变，资源配置快速流动，而等级森严的帮会则失去了很多机会，不让其有很多奇迹发生，反过来阻碍了内部成员能力与积极性的发挥。为何商帮至今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没有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具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成不了市场经济的主流文化，成不了气候，本质上还是一种利益行为，交易性质很浓。

　　商帮与商会区别较大

　　商帮演变至今已转化为商会，如浙江商会、温州商会等，里面有专职的干事。但它与纯粹由政府成立的商会有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支系，商会多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和整合，政府的商会强调民营化，商帮则是纯粹从民间市场中而来，市场色彩更浓，它源于市场也发展于市场。可以说商帮和商会是两大格局，但之间有融合的地方。现代市场经济，商会的作用很大，例如反倾销案件，都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新商帮应从地域走向行业

　　现代社会需要商帮这种组织。因为从文化上看我们还带有点封建色彩，虽然从政治上看早已跨过这一阶段，但不少人还未抛却区域色彩，内心中还是认同地域和血缘，他们抹不掉这一特性，故提倡商帮有一定需要。它是有群众基础的，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政府对此需要加强引导，其次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另外，商帮内部的人对此也要有清楚认识，要看到商帮的封闭性：它只是在大的、开放的环境里的一个封闭的群体，不能指靠它，否则企业做不大。打造新商帮应从地域走向行业。以地域为条件的商帮是封建性的、反动的东西，反过来以行业为基础，以

供应链为条件也可成立商帮。以行业为基础形成的商帮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后的商帮完完全全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行业、供应链为基础，比如说目前日本许多企业都带有商帮性质，但它本身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帮，而是形成一个战略联盟，符合市场规律，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限制。这是我国目前民间商会做不到的，商会多是一些热心人士在搞，而不是有专职人员。

　　千年潮头再造粤商新文化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冯胜平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调研室副主任王汉斌粤商演变粤商（广东帮）文化实际上是三块：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历史上做生意最厉害的是广府人，近代是潮汕人。现在一讲粤商大多还是指潮汕人，但上世纪80年代潮汕人造假损害了自己的名誉，造成今天以潮汕为代表的粤商末路。广东人讲究小富即安，但优势是实干，不好高骛远，不喜欢做官。早期粤商的代表是广府，广府的代表是200年前的十三行。十三行以贸易、运输为主，又以伍、梁为代表。到后来这些商人支持政府，政府又没将钱用到实处，没有得到好的回报，结果打击了当时的粤商，这是明清粤商的特征。再后来，近代真正代表是潮汕，靠近海边，有很强的风险、忧患意识与拼搏精神，涌现了李嘉诚等代表。改革开发后，广东有三个特区，除了发展经济，还引进了外资。但一些精英人物赚了钱后就走了出去，赚钱容易成了一种时髦。有关方面又没有正确引导，导致粤商坐收渔利。但可喜的是客家商人目前已涌现了出来，他们很勤劳务实，心态很强。他们冲出来后开始注重品牌建设，注重文化打造，他们是未来粤商的代表。由于商业文化的压抑，广东商人的文化传统东西已慢慢落伍，导致上进心不强。这一点广东人没有真正重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引导粤商的精髓，即开拓、敢为天下先、做大做强、扎扎实实的精神与粤北的出头精神三块吸收进来，打造一个全新的粤商精神。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不要把粤商传统的精髓给忘掉了。现代意义上的商帮是一个开放性较强，与当地政府对接时能够互惠互利的组织，它有别于历史上的商帮。历史上的商帮的特点就是封闭性强。

　　打造粤商新文化

　　现在广东强调建设文化大省，但具体怎么建设？从微观层面、技术层面怎么落实？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没有形成一个双赢的政策。方向性已明确，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怎么落实还不清楚？如何挖掘广东人的特质与潜力，推陈出新，并贯彻到每一个广东人中去？这才是首要的。在融合这三块文化因素时，一定要考虑当代的因素，如新客家人文化、国外优秀文化、中原文化中优秀部分，都是新广东人的元素。最终目的是开阔新广东人的眼光，并拥有宽阔的胸怀和进取精神及永不知足。比如潮汕人的忧患意识、客家人好学习的精神都值得很好地发扬。

　　现代社会需要法制商帮

　　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社会里，商会（帮会）的存在很有必要，它能起到如下作用：首先是自律。自律与自我保护相类似，它与保护团队可以合一起。没有自律，团队的整体形象就会受到破坏或无法建立。自律可以降低商会和企业的经营成本。此外通过自律还可以形成一些游戏规则，这样可以减少内耗与拼杀。结果自律就变成自我保护，就好比一个人自爱；其次是行业互助。在有些共同需要的资源与资源共享方面，可以减少很多交易的成本，比如大家请专家，可以互补有无，这样竞争就可以理性化，避免不必要的隔阂；第三是与政府各方面的沟通，可以完全转达行业的意思。因为单个企业的问题人们会认为是个案，变成行业的问题政府的重视程度就不同；第四是防止行业垄断、少数人把持的局面。这有赖于整个社会法律的大环境。以前形成帮会主要是因为信息闭塞，社会法制不健全，因此经商过程中就需要所谓“道上的朋友帮忙”。“帮”这个字给别人感觉有点黑社会的味道，就是因为它法律不健全，要去争取权利。用得好是保护自己，打抱不平，但若用不好就带有黑社会性质。我个人认为不应强调“帮”这个字，因为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因此帮会不管是组织还是合作，都应以法律为基础。消费者应该成为比较强势的对话团体，若成了帮，就感觉有点欺负消费者，自我保护过多，有点不好。现代社会应形成圆桌会议的效果，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可以是老大，谁也难成为老大。目前商会组织遭遇尴尬，运作比较麻烦。有的带有政治色彩，有的作为一种形同虚设的机构。总之，商会本身的运作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企业对商会的兴趣不大。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李泽尧

　　新商帮的分布及其特征

　　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目前已形成三大经济发展活跃区域。在这些区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商帮，它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如珠三角的电子信息、浙江的纺织、皮鞋和五金、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被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1、山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特点是受国营模式影响较大，企业与政府的荣损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苏南商帮：主要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吴文化重格物致志，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其特点是集体所有制模式。3、浙江商帮：主要分布在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受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影响较大。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浙江商帮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其特点就是温州模式。温州的原始积累靠的是勤奋吃苦，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完成了资本积聚，并逐渐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过渡到现代私营企业。4、闽南商帮：主要分布在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受闽南和吴越文化共同影响，是一种典型的客家商业文化，特点是“爱拼才会赢”，但多为家族企业。5、广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珠三角地区。受岭南文化影响较大。特点是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并与港澳及海外资本有紧密联系，同时对市场策略、产品策略的研究很重视。杨永平（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