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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杨
据9月8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政府希望通过制定《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草案）》来扩大融资渠道，吸引外资及民间资本参与供水、供气、供热等行业的建设和经营，但它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首次审议时，遭到了部分委员的反对。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毅认为，目前政府行政和企业经营尚需规范，难以对企业监管
到位，城市生命线难以保证安全运作。他还说：“企业经营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旦出了问题，谁负责？”
笔者认为，有代表对民资企业“掌控”城市“生命线”这一改革不放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府行政和企业经营尚需规范”是确实存在的，但我觉得，如果因此就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向民资开放的时机未到是值得商榷的，而拿“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观点来怀疑外资、民资企业的道德自觉也缺乏根据。
由政府部门直接办企业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及其服务的做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早已暴露出效率低、服务差的致命缺陷；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逐渐利用外资、民资替代政府为公众提供产品，是被许多先进国家早已证实的好办法，我国政府正在借鉴。但要想加快借鉴的步伐，保存现状、静静等待政府提高监管能力、等待市场机制自动完善是不可能的事，必须不断进行尝试，因为只有在尝试中才能发现问题，只有在解决问题中才能逼着政府提高监管水平。至于出了问题谁负责，我觉得不是个问题，因为由政府来经营，也不能避免出问题，不但服务态度差，而且会出现全国性的“马拉松电荒”，成了损失不可估量的安全生产事故，可除了拿公共资产加大投入外，哪个人为此负责了？再说，让外资、民资经营也不是政府彻底撒手不管，在制定计划和相关法规、处理突发事件上，政府没有权力袖手旁观。
“经营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包括行政垄断企业，下同）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就一定不如政府吗？否。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名牌家电如果出了质量问题，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来修，不拖延、不刁难、不吃请、不受贿，两天后还有电话打来追问是否有不满意的地方，甚至可以“召回”和退货；可是，如果家里的供电、供水、供气出了问题，能得到这样的服务吗？如果我们遇到被盗、不公、冤案等向行政部门投诉时，能得到这样的服务吗？呵呵，还是不说为好，否则多生气。有人会说这没有可比性，但我觉得完全可比：我们向企业购买产品和服务时出了钱，但我们让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也事先缴了初装费、使用费和税款，何况向公众服务还是政府部门的惟一专业呢！
为啥会有这样难以理解的反差？一是政府具有强制性的执法权力，某些部门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这种保护公众的权力挪做他用，而企业却没有这种权力。二是顾客将货款直接交给企业主了，企业主凭直观也会感到谁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而税款却交到了税务局，然后辗转划拨，使政府部门误认为上级和财政部门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三是由于顾客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拥有选择权，有用脚投票的权力，逼迫企业将顾客放在最重要和首先要讨好的地位；而公众对政府的服务却无法选择，如办工商执照只能在当地某个工商局办理，所以行政部门往往将公众放在最次要和最不需要讨好的地位。四是企业的管理是自治性质的，而行政部门却是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管理的，前者反应灵敏、决策效率高，后者却处于劣势；前者会倒闭，后者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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