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既难且贵只是症状 医改不成功是谁的问题

　　本报7月29日独家报道的医改研究报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9月5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中国20年医改不成功”仍然是与会者谈论最多的话题。有意思的是，面对记者的采访，政府官员都不希望公开自己的身份和姓名。

　　官员眼中的医改

　　在中国，谁都说“看病难”、“看病贵”，但医改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与会者见仁见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熊先军表示，现在的经济背景发生了变化，医疗保险覆盖面窄不是制度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而一位发表演讲的官员A则表示，医疗卫生改革并不仅仅是医疗卫生的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只是症状，而不是病因。”他认为，不能简单地从表面看医改是否成功，而应该冷静地对体制进行思考，“现在都说政府投入不足，但政府增加了投入就能解决问题吗？”他表示，改革是永久的命题，简单地降低药费和医疗费只是治标不治本，“供给和需求永远在变动中发展，增加一种供给，就必定会增加一种需求，‘满足’两个字在医疗卫生领域是非常沉重的。”

　　另一位出席论坛的官员B表示，医改不仅是卫生部的事，还牵涉到

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财政部要拨钱，而我国的医疗保险又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各部门应该共同行动，公平性问题不是卫生部一家的责任。”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于宗河则直言不讳地表示，

医疗改革在理论、实践、国情上就没研究透，就没想清楚。

　　医改面临重重矛盾

　　一位发表主题演讲的官员C指出，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三个不分”。

　　一是公益性医疗机构和盈利性医疗机构不分，“100%的医院都是公益性医疗机构，但100%的医院都在追求盈利。”

　　二是医药不分，“改革的总体方向就是医药分业。”她介绍，各国都面临医药分业的困难。日本早在1956年就制定了医药分业法，但目前也只完成50%～60%；韩国是1994年制定的，准备1999年实施，但最后还是推迟到2000年开始实施。

　　三是管办不分，“虽然现在正在分，但有些卫生机构还是各家医院的总院长，还在代表医院招标、采购，甚至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这位官员认为，公益性医院应该提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满足人们的最低医疗需求；而盈利性医院则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供给，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同时要分清政府责任和市场机制。比如当初为了弥补医院运营成本的不足，政策允许医院利用药品批零差价获得利润，现在80%～85%的药品销售量还在医院；所有的公益性医院建成时都不花钱，建成后不交税，还享受政府补贴，但却都在进行盈利性活动，包括药品收入、高额检查费等等。她认为，公益性医疗机构和盈利性医疗机构分不清楚，功能就无法定位。

　　官员B则认为，不能简单地怪医院，怪医务人员，现在出现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和当初的政府决策有关系，“经费补偿机制决定了医院行为。”她指出，现在我国只有5%～10%的医院是政府全额投资，大多数要依靠自身经营，而我国目前实行的项目收费制度也决定了过度医疗，“项目越多，收费越多，所以大处方、大检查越来越多。”这位官员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和世界银行的官员在我国各地考察，他们在一家医院发现一个腹泻的小孩，一边吃苹果一边吊盐水。世界银行的官员很奇怪：“能吃苹果，就根本用不着吊盐水了”。而这位官员心里清楚，吊盐水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雷海潮博士也指出，目前我国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与人民健康需求不适应，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卫生发展不平衡，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

　　如何解决问题

　　官员C提出了今后的医疗改革可以“一个结合，三个分离，三项改革联动”。

　　一个结合就是把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她认为，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上不少，但分布不均，管理不顺”。重大城市，轻中小城市；重城市，轻农村；重高收入人群，轻低收入人群。

　　三个分离就是公益性医院和盈利性医院分离，逐步实行医药分离以及管办分离。

　　三项改革联动就是医疗改革、药品流通改革和医疗保险三项改革联动。

　　于宗河表示，下一步医改不在于建立一个体系，关键是用什么指挥棒来指挥。他认为，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参与。

　　雷海潮则提出，应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深化城市

医疗体制改革试点，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建设和谐卫生事业；切实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本报上海9月8日电

　　作者：本报记者 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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