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欧盟纺织品市场危机的原则与方案选择（三）

　　梅新育

　　五、将压港的中国纺织品转向其他市场为什么不可行

　　某些欧洲人还提出过是否能够将压港的中国纺织品转向其他市场。在理论上，这个方案似乎可行，但其可行性也仅仅只能局限于理论上而已。

　　首先，这个方案本来就不该由政府谈判，因为压港的中国纺织品不是中欧政府间采购协定订购的货物，而是中国厂商和欧盟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是否应当转向，也只能由双方企业谈。如果要求政府越俎代庖来谈这个问题，恐怕是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宽。

　　其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英国马莎百货之类跨国零售巨头，因为他们可以相对便利地把被阻挡在欧洲海关之外的货物转向其他国家的分店；但众多中小企业只有在本国国内的一家店铺，他们如何把这些货物转卖到国外？尤其突出的是，恰恰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强烈主张限制中国纺织品的欧盟成员国，中小企业比重高于英国、德国等主张纺织品自由贸易的欧盟国家。换言之，尽管这项方案会得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赞同，但这项方案对这些国家的打击反而比对主张自由贸易国家的打击还大。不仅如此，跨国零售巨头要将压港的中国纺织品转向其他国家的分店，他们除了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之外，还要冒额外的风险，因为这些原本为欧洲市场订购的货物恐怕未必符合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

　　六、保护欧盟厂商出路在于放宽限制中国纺织品

　　欧盟某些低效率厂商总是害怕中国会抢走他们的市场，希望尽可能减少给予中国纺织品的配额。中欧纺织品《备忘录》签署之后，意大利纺织企业协会主席阿尔贝托·罗卡还失望地表示：“配额来得太晚，也太松了。”从表面上看，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尽可能减少给予中国纺织品的配额确实有利于保护欧盟厂商，但这种判断没有考虑欧盟销售商的预期及其政治游说行动；一旦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反而恰恰会激励欧盟销售商向中国厂商发出更多订单，过于苛刻的配额限制反而会激励销售商采取更加积极的政治游说行动放松乃至推翻贸易保护措施。

　　曼德尔森曾经将中国纺织品压港危机归咎于欧盟销售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在中国大量下订单；我国贸易管理部门也认为，这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6月11日中欧纺织品备忘录签署之后到7月20日实施之间存在1个多月的“管理空当期”，这段时期内我国10类受限纺织品均可自由进入欧盟市场，无需申领许可证，双方贸易商为规避其后将要实施的数量监管而抢关出口。根据欧盟统计，在今年前4个月的自由贸易期间，欧盟从中国进口了8000万件套头衫；而在1个多月的管理空当期内，欧盟监测数据显示，其进口许可证发放数量竟多达1．2亿件，相当于前4个月进口总量的150％。

　　基于上述判断，为了消除抢关出口现象，避免货物在进口国压港，我国政府已经作了最大努力，7月上旬第一次分配出口额度时就给套头衫和裤子分别预留了6550万件和1亿件的出口数量，并在商务部网站上适时公布相关产品的海关出运统计，为企业提供及时的信息参考。然而，且不提正如欧盟销售商反驳曼德尔森的那样，许多压港的中国纺织品是在8—10个月前下的订单；即使他们是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下的订单并抢关出口，从单个企业经营角度来讲，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需要反省的是激励他们这种集体行为的政府因素。要消除抢关出口，最重要的并不是用高成本的行政手段直接管制企业行为，而是采取某种措施有效消除双方企业这样做的内在动机。而且，一个巴掌拍不响，要解决这种双方企业共同造成的问题，仅仅依靠中方努力注定不能收效，欧盟方面也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见表3）

　　欧盟销售商之所以争先恐后向中国厂商下订单、中国厂商之所以加班加点抢关出口，原因并不单纯是今年中国对欧盟纺织品出口配额太少。今年中国对欧盟受限纺织品出口额度固然不能满足欧盟消费者的全部需求，但其绝对数量和实际增长率已经相当可观。如表3所示，与2004年出口配额相比，10类受限纺织品中，除棉布和桌布今年出口配额增长率分别为80％和93％之外，其余8类今年出口配额增长率均超过100％，分别为：Ｔ恤衫，287％，绝对数量超过4．9亿件，约占欧盟Ｔ恤衫市场年消费总量（9亿件）的55％；套头衫，361％；男裤，673％，今年出口配额增长率最高，绝对数量达3．1643亿条；女衬衫，328％；床单，147％；

连衣裙，269％；胸罩，113％，亚麻纱，205％。但配额首先耗尽的恰恰是增长率最高的套头衫、裤子和女士衬衣3类产品，清关率已经超过90％的Ｔ恤衫、胸罩、连衣裙、亚麻纱等4类产品今年出口配额增长率也比较高。因此，中欧双方企业的抢关出口行为实际上是不利预期驱动下的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配额不足的过度反应。要消除这种过度反应，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强化直接的行政管制，更不是减少配额，而是大幅度增加配额，让双方企业均预期有足够配额可用，无需抢关出口，打乱本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周期。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销售商的理性反应无疑是加快下单，订购数量也高于正常水平，因为缺货将导致价格提高和抢购。结果，欧盟销售商在中国下订单总数可能会达到3．7亿条，远远超过自由贸易状态下在华订单总数。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者而言，要维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他们就不能推动实施过于苛刻的保护措施。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过于苛刻的保护措施将从需求和收益率两个方面激励走私等非法贸易。8月9日欧盟海关宣布中国裤子配额已经耗尽、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瑞典工贸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紧急致电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彼得·曼德尔森，要求欧盟委员会尽快采取全面、灵活的方案解决因限制中国纺织品而引起的混乱局面，他指出，配额制将造成进口商通过伪造原产地证明或其他非法方式进口。

　　另一方面，过于苛刻的配额限制反而会激励销售商采取更加积极的政治游说行动，放松乃至推翻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贸易政策博弈中，依据其利益得失，进口国国内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划为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两大阵营。前者的基本班子是与进口商品竞争行业的厂商、工会和行业组织，以及为上述厂商提供配套及相关服务的企业，另有一批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界人士为他们摇旗呐喊。后者的基本班子则是消费者、进口商和零售商及其团体、为进口品提供配套及相关服务的企业、进口企业当地雇员，为该阵营提供舆论和政治支持的是信奉自由贸易的学术界、舆论界机构与人士，以及有关政界人士。就规模而言，进口国的保护主义阵营远远小于自由贸易阵营，较小的保护主义集团之所以往往能够成功地策动政府实施保护措施，依靠牺牲广大公众的公利而自肥，主要是因为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消费者、销售商等）因所涉及个人利益较少而缺乏足够内在动力遏制保护主义。然而，一旦设限导致销售商进口订单更多，进而导致大批进口货物压港，自由贸易阵营就会有足够的内在动力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了，贸易保护措施也就有可能翻盘。这样看来，即使是为了欧盟厂商自己的利益，更好的办法也是放宽对中国纺织品的限制。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