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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再遇寒冬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9月07日 10:02 中国经济时报

  见习记者黄胜利

  9月4日下午,北京西站北二出口旁边,2005年高校迎接新生专区里布满了一个接一个大小不等的民办高校广告牌。在这个所谓的“迎新”专区里,90%以上为民办高校的“迎新”摊位,而一些民办高校的摊位上只剩一张空桌子。

  “很多学校都撑不下去,早撤了,”一位负责“迎新”的杨先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而不少工作人员也透露,今年全国各地的招生代理都称招生比往年困难。

  据统计,到1997年底,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282所,在校生人数达400多万,与国立公办大学的在校生几乎相等。

  而教育部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民办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228所,在校生139.75万人(含独立学院学生);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87所,注册学生105.33万人。即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在校生还不到250万人,而2004年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447.34万人。

  北京教育咨询与投诉中心主任魏红林向媒体透露,目前民办大学生源吃紧,2004年北京100多所民办大学招生总数量不足4万人,平均每所不满400人,比2003年减少了大约1万多人。

  来自陕西省社会力量办学管理中心的数字是,2004年,陕西省民办高校总招生约7万人,与2003年持平。相比前几年每年20%的招生增幅来说,民办高校招生的确在遭遇寒冬。

  尤其是去年6月底,教育部宣布自今年起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民办高等学校因此面临生死考验。

  边缘化的生存之路

  “民办高校的定位,一直以来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民办高校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国家已经颁布相关的法律政策,肯定了民办高校同公办高校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民办高校受到的待遇却与公办高校差别很大。

  现任北京经贸职业学院院长的杨干忠,是一名从公办高校转到民办高校的一线工作者,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了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在待遇上的差别:公办高校享受国家财政拨款,而民办高校只能靠自身,寻找外资投入和学生学费两种途径;公办高校,学生生源是由国家宏观调控,“挑米下锅”,而把生源作为命脉的民办高校,却只能抢米下锅;学生享受的待遇上,公办高校的学生可以享受国家助学贷款、火车半票等诸多优惠政策,但对民办高校,虽然这两年相关部门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有所松动,但实际操作仍困难重重;师资待遇上,公办高校的老师享受正规的国家编制、职称评定、福利政策等,民办高校在这些方面却无法得到相同的待遇。

  “体制上的歧视,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主体的不平等,这是导致其他方面不平等的根源所在,”广东省教育学院张铁明教授说,“公办高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属于体制内;而民办高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属于体制外。这是体制上的惯性,应从根本观念改变其不平等的地位。”

  融资难一直令发展中的民办学校深受困扰。《民办教育促进法》第48条规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在实际运作中,政策并不配套。《担保法》规定公益资产不得用于抵押贷款,由于民办学校被界定为“公益性”,担保就不能成立,学校就很难从银行贷款。

  民办高校模糊的产权问题,也是导致融资难以及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学校产权法律关系主体即投资人、举办者的产权主体地位与权能所包括的所有权、交易权、收益权等权利与义务的内容恰恰缺乏明确的规定。专家指出,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规定不合理与不明确,直接影响了教育投资者的未来预期,挫伤了他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最终也堵塞了民办高校融资的渠道。而目前,民办高校内部由于产权问题导致的纠纷时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发展。

  自学考试、学历文凭考试、学历教育是民办高校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学历文凭考试被看作是民办学校的一道门槛,获得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教育部门对民办学校质量的一种肯定。然而,“民办高校一直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导向引导,即一个文凭的认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赖德胜教授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民办高校一直以来在寻找自己的办学之路,但仍受到国家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制约。”北京民族大学董事长王碧惠说。

  而从今年起,学历文凭考试将全部取消。不少人上民办学校,就是奔着学历文凭考试试点资格而来的,没有了这个“卖点”,民办高校对高考落榜生的吸引力不复存在,失去了招生竞争的一块金字招牌。

  许多民办高校都对“取消文凭考试”的政策颇有微辞,认为这对本来就处境尴尬的民办教育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有专家表示,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其合理性。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胡瑞文认为,学历文凭考试是自学考试和正规学历教育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现阶段,随着高等教育资源日益充足,学历文凭考试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也有专家指出,民办高校之所以遭遇阵痛,除了外部环境的制约,更应该看到自己本身存在的不足。事实上,在“取消文凭考试”的政策出台之前,民办高校的招生已经出现困难。

  陕西省社会力量办学管理中心书记李维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办高校的师资水平下降、收费偏高、缺少合作、虚假宣传等内在因素,也是造成民办高校招生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些民办高校在教学、后勤、设备等方面无法提供有力的保证,学生经常因为管理、服务等问题与学校发生矛盾,这些不良评价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为将来的招生带来隐患。

  多重挤压的发展空间

  自1999年开始,我国民办高校的实现形式逐渐多样化,结果是导致这些不同形式的民办高校在待遇上的不同,而这又引起民办高校之间,为争夺生源和自身发展,进行着种种博弈。目前,我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民办高校,即国家纳入计划内招生的民办高校、独立学院、无计划招生名额的民办高校。

  从1994年国家教委将少数民办高校纳入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民办高校之列开始,民办高校内部就开始分化成两个层次,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239所民办大学国家承认学历,其中本科占25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实际上纳入普通民办高校统计范围内,享受到国家统一分配的招生名额。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民办高校的生源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些民办高校,除了国家所给的招生名额外,还会招相应的计划外生源。

  而那些没有被纳入国家普通民办高校范围之内的民办高校,其生存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市场面前自生自灭。正如一位民办大学校长说,“这又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

  而独立学院的冲击,更是将民办高校之间的竞争,提到生存的高度上来。独立学院这一名称虽然出现于2003年,但它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9年,在某些省市高等教育领域自发产生了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是在规范原有的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这一新型办学体制和形式在中国是先有实践(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后有政策(允许试办独立学院)。

  在开办之初,他们都依托公办重点院校的学科专业、师资队伍、教学实验设施和教学环境、办学水平起点高,教学质量有保证。另外,它开办之初就是本科起点,使其更具有吸引力,这样一来,对民办高校的冲击可谓是前所未有的。

  “独立学院的成立,对其依附的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都有较大的影响。”吴华说。

  独立学院依附于公办大学又不完全等同于大学中其他下属成分,它以民办机制进行运作和管理,其经营管理模式介于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之间。由于这层特殊关系,以及其在成立初期管理不够规范,产生一些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平。

  2003年4月,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二级学院一律要采用民办机制;二要按照新的模式办学,强调独立学院应具有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独立进行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进行财务核算,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三要实行新的管理体制。随后教育部又出台了独立学院必须落实“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的规定,明确2003年独立学院招收新生一律以独立学院名义颁发学历证书,同时要求二级学院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独立校园”的要求。就是说,以往与母体“不分彼此”的二级院校将不被允许继续开办,2003年以后招收学生的毕业文凭上要加注“民办”二字,以示与本校文凭区别,这样一来,原先的一些优势将要消失。

  民办高校:在分层办学中求生

  根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将达到3300万人的总规模,即在现有1600万人的基础上再增加1700万人。假设本科招生保持现在40%的比例不变,届时本科生总量将比目前净增680万人,即需要在现有本科高校的基础上,再增加680所万人本科大学,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而“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使我国政府承受着沉重的教育财政负担,众专家指出教育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借鉴和接受国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参照企业的多元所有制形式。

  作为具有产业属性的民办高校,似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在目前现状下继续任其自由发展下去,还是从自身管理到外部政策进行一场变革,重新唤起民办高校新的发展高潮?

  “民办高校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法律定位,而不能再流于一个边缘化的角色,”吴华说。定位的确定,实际上是对民办高校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只有将民办高校真正作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部分,才能真正认识到民办高校的价值。这样才会从根本的教育体制上,改变以往国家歧视性的所作所为。

  对于民办高校的内部管理上,尤其是产权问题,“民办高校产权应明确,除提取合理的学校发展基金外,对于投资人也要给予合理的回报,”吴华说。“产权问题的明确,对于外资的引进,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前提,”杨干忠说。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铭琳指出,要使我国民办高校产权摆脱不明晰的困境,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各种法律规定,归还民办高校投资人、举办者、经办人产权的各项权、责、利,特别要归还他们对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最终建立适合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产权制度。

  自2005年国家取消学历文凭考试后,除纳入国家计划招生的部分民办高校外,民办高校基本上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助学考试机构,而其极低的通过率,一定程度上是制约民办高校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也难以培养出具有市场特色的人才。

  国家自学考试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经过一个特殊的时期后,面临着整个国民普遍教育水平的低下,而产生了方便社会工作者的自学考试。“据我们调查,目前民办高校的学生占了整个自学考试的70%,”王碧惠告诉记者,现在自学考试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学考试的主要人群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是否应该改变一下民办高校学生参加自考的局面,让民办高校有自己的学历模式。”

  “民办高校在人才培养策略上,如果培养既拥有国家承认的高等教育文凭,又适合市场发展需要的人才,那是困难的。”魏红林说。经过几年的盲目扩招,目前人才失衡,就业压力增大,而民办高校在这种背景下,从自身生源质量和师资力量上,只有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新型专业,以市场急需的职业技能人才为主,才能够寻得自身的发展。

  教育由于其特殊性,需要历史的积累,强大的师资力量,公办高校比民办高校有长得多的历史积累,“民办高校要想有很好的发展,短期内在一些精密学科上是竞争不过公办高校的,”赖德胜说。

  “民办高校只有突出自己的教育特色,同公办高校构成分层教育的格局,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杨干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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