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下)

　　五、“数量增长”与“价值增长”的矛盾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数量增长转向价值增长，经济增长从注重速度和数量为主，转变为注重质量和效益。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这一转变，所以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客观上存在“增量”与“增值”的双重选择。没有一定增量为基础，发展中的问题就难以解决，价值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单纯数量型增长，不仅导致价值流失，而且增长也将难 以为继。在特定条件下，注重数量增长就会淡化价值增长，相反强调价值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牺牲数量增长。我们面临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中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问题。

　　必须认识到，增量是基础和条件，增值是根本和关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在增长中实现的，一定规模的增长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基础和条件。只有在一定的增量基础上才能实现增值的目标。同样，只有实现增值才能使增量成为有效的量。当前，重中之重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处在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状况。据推算，中国每创造一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已到极限，近年来，我国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主要原材料增速加快，其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并且消耗弹性系数（原材料增速与GDP增速之比）正呈扩大趋势，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消耗的原材料逐渐增多。从1990年至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

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2003年，中国消耗了占全球消耗总量21.4%的氧化铝、34.6%的

铁矿石、18.8%的电解铝、26.7%的钢铁、48.3%的水泥。靠消耗如此巨量的原材料来支撑经济增长，将是难以持续的。不仅如此，这种情况有增无减，中国每多创造一美元的年产值，需要4美元以上的投资，而在20世纪80年代，多创造1美元的年产值需要2－3美元。更为突出的是，我国增长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相当部分需要依赖于进口来解决。目前，我国石油采收率平均为28%，发达国家的采收率可达35%以上。我国金属矿山采选回收率平均比国际水平低10%－20%，矿山平均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0%－35%。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环境危机每年会消耗国内生产总值的8%至12%。

　　以这种粗放增长为代价，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但是价值提升却比较缓慢。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的经济质量的国际差距十分明显。2002年中国人均GNP96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6490美元，相差26倍；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64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355美元，相差32倍；中国农业生产率为50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3798美元，相差46倍。

　　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GDP与GNP的水平差距有明显拉大的趋势，虽然GDP增长速度较快、规模较大，但是由于在GDP构成中，超过一半以上是外资企业贡献的，对我们来讲这部分只是名义上的，并不可能真实地转化为国民财富。在很多情况下，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借地生财，汇走的是真金白银，留给我们的却是GDP。这一点在我国引进外资较多的地区已经有所显现，如苏州市人均GDP增长较快，但是人均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同样的事实是，日本的一研究机构在分析在华日资企业的价值构成时，中国以各种廉价要素投入占到不足20%的份额，而超过80%的价值被跨国公司所占有。

　　经济发展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和速度，这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能只重数量而不顾质量，只要速度而不讲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要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

　　六、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

　　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也是进一步改革发展必须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有关发展与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一矛盾解决得好，经济社会就会平稳发展，否则就会引起经济波动和社会不稳定。因此，当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重点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

　　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跟上或没有真正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一部分地区、企业和群体处在发展的优势地位，而使另一部分地区、企业和群体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到社会各个方面，不同的阶层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收益明显不同，往往是条件越优越获益就越大，从而进一步拉开了已有的差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城镇居民占总体20%的最高收入组与占总体20%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5.3：1，其中差距最明显的是江苏省，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已高达10.7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字，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内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达到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容忍的上限。

　　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实质上反映的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而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就必须保证有效率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效率优先的结果，造成发展中的诸多不协调问题，加剧了结构性矛盾。所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是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以牺牲公平来实现效率，也不能以牺牲效率来保证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既有利于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体制和机制。

　　七、倾斜式发展与均衡发展的矛盾

　　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正确地实施了倾斜式发展战略，集中各种优势，促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产业率先发展。没有这种倾斜，改革开放就不会顺利地推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倾斜式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通常都采取的发展模式。实践证明，这条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实施追赶战略是比较可行的。

　　在资金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重点地投入才能滚动发展。过去，在平均主义的支配下，为了追求均衡发展，采取投资均分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各个领域，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均衡发展，反而却导致整体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了过去分散投资的思路，通过重点投资实现了重点发展，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种倾斜式发展基本上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阶段性需求，也就是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旧体制的改革只能通过重点突破，才能寻求整体推进；同样，开放也只能分步推进，逐步扩展。显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是相一致的。

　　但是，由于长期倾斜式发展，使本已存在的地区间、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有所扩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五个统筹”，实现科学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并且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上把握，要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继续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率先现代化。积极推动中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是整齐划一式的等齐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我们仍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有新的突破，从而带动其它方面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能因为强调全面、协调，而不加区别、不分重点、不切实际地平行推进，这同样是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科学发展观重在发展，关键是科学，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特色这一最大的国情实际出发，来谋发展，搞建设，这才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性选择。而不能因为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同样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八、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矛盾

　　我国正处在加速工业化和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阶段，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力度，推动结构调整与优化；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此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是当前发展中我们面临的双重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上了一条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捷径，从1999年到2003年，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装备总额达到752亿美元，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产业结构面临整体升级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仍然要更加扩大开放，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用全球技术资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现在经济全球化促使技术资源的全球配置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为我们利用国际技术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我们要利用好这一机会，在更深层次上引进技术，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扬弃“市场换技术战略”，推行“以竞争换技术战略”，着眼于互利双赢、竞争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大量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虽然我国产业结构的总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我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引进”的。

　　二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足。目前，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花5到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

　　三是在专利技术与国际标准上明显落后。据瑞士管理学院调查，每万人产出专利，中国为10.8件，日本为1737件，德国为1534件，超出中国150倍以上，韩国超过中国50倍，印度超出中国40倍。在国际标准方面中国为数不多，而欧盟拥有的技术标准达10多万个，德国的工业标准约有1.5万种，日本1994年就有8184个工业标准和397个农产品标准。

　　四是基础研究费用不足。我国基础研究费用长期偏低，使得自主创新缺少应有的经费支持和发展后劲。美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额增加很快，年均增长10%以上，1956年高达24.01%，投入额从1956年的4.6亿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26.64亿美元。进入90年代，支持进一步增大，2000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已经占美国总研发经费的18%。日本则在12%－17%之间。德国在20%左右。法国1999年达到24.1%。我国1995年的这一比例是5.18%，2002年为5.73%，7年间增长不足1%。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虽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战略选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基础和前提，现代企业竞争是说到底是企业竞争力的较量，决定企业竞争能力最根本的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企业竞争力就失去了内涵和载体，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我们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失去很多自主发展的机会，在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条件下，我们的竞争和发展只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我们发展大企业大集团、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九、“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矛盾

　　我国开放经济的发展面临如何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问题。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引进来的”的水平，引进资金、技术、人才，都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另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长期粗放增长，低水平加工、低价格出口、低效益增长，加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长期偏好，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外资、外企在财税、土地等方面享受一系列超国民待遇，致使外资的市场占领、资金挤出效应放大，产业联动、技术溢出缩小，严重拟制了我国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甚至对外资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能源和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

　　当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既坚持全面开放，也要注重全方位“走出去”，只有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良性互动，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开放经济的水平。完整的开放战略不等于简单地“引进来”，还要积极地“走出去”，形成国际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最近一个时期，欧美等国家针对中国

纺织品出口的贸易“特保”行动，一方面反映国际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存在一个思路调整的问题，就是要转变对外经贸增长方式，由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优化出口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要加大企业走出去力度，鼓励国内企业到境外设厂，从境内出口转向从境外出口，从而合理规避各种贸易保护性措施。

　　随着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6299亿元。目前，中央境外企业所属二级以上境外子企业达693户，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6299亿元，净资产2870亿元，所有者权益2264亿元，职工人数21万人。但是，在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并不完善，不规范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外经贸的谈判能力。这种不规范竞争既存在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这种恶性竞争不仅直接损害企业的各自利益，而且也破坏了竞争的秩序和规则，影响到我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已经引起一些国家抵制和排斥我国企业的竞争。因为这种不规范竞争虽然可以从中获利，但对竞争秩序的破坏最终要殃及到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而为了重建竞争秩序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一定要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国有企业间的协调。在争取海外合作合同的时候，要加强政府的协调和引导，对于一些重大项目的海外竞标，应当由国家确定参与投标单位，尽量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竞价相争。

　　为此，要解决体制性与机制性障碍，在现行体制条件下，政府部门协调功能还比较弱，既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失，也存在机制运行上经验与操作思路的不足。一方面没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来保证；另一方面，对于跨国竞争认识不足，在有效利用国际规则，积极竞争和有效保护上，缺乏经验和战略。加上企业之间竞争行为的偏差、行业自律组织不完善、相关法律人才缺乏等等，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因此，要加快改革，完善体制与机制，为建立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体制和机制环境。

　　十、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26年间，经济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长。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比较缓慢，其中国有单位就业非但没有增长，反而逐年减少。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虽然总体就业规模有所增加，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继续减少，国有单位就业人员6638.8万人，减少168.8万人，集体单位就业人员867.1万人，减少103.8万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2003年以后这种状况进一步持续。使得经济发展中的就业矛盾日渐突出，并已经成为社会性问题。

　　我国已经到了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未来几年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劳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估计可达1.6亿到1.8亿，平均每年转移量在1493万到1662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人口流动的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给1200个岗位年度岗位缺口1200万个左右。2004年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那些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城镇退伍转业军人、“农转非”劳动力合计1080万人，约占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的45%。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要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把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就业能力。同时，要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门路，完善就业体系、营造就业环境，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水平，通过积极就业推动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大就业，形成经济增长与合理就业的良性循环。（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