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易费用看经济发育

　　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或称制度成本，诸如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皆为交易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诚如斯密所言，国民财富的增加得益于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当然，这里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劳动分工是一种在市场引导下自发产生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 明，不存在一个权威(这种权威或是一个人、一群人，或是某一机构的代称)有能力来安排协调社会分工，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深受斯密看不见的手影响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被布坎南称为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原理。专业化分工是个体在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环境中为寻求自身利益而进行互利交易时自发产生的。专业化分工愈细密，不同分工之间的交易愈频繁，交易成本则愈高。也就是说，社会中有更多的资源用于交换活动并构成交易成本。

　　瓦利斯和诺斯在考察1870-1970年之间的美国经济时发现，经济中交易成本的总和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开始时的大约25%增加到100年后的45%。诺斯认为，今天这一比例已超过50%。这意味着在总体上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用于交易活动，超过一半以上的社会资源并没有直接用于生产任何东西，而是用于进行整合和协调不断增加的和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诺斯的结论是，哪里的经济发展得更好一些，哪里的交易成本通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高一些。

　　交易成本的不易测算尽人皆知，为简化起见，我们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收入近似地作为我国交易成本的替代变量。1978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收入约占当年GDP的9%，2003年这一比例为26.1%。可以看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交易成本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伴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交易活动的频繁，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就成为必然。市场的深化等同于市场货币化程度的加深，也就是说，以货币作为结果的交易活动占经济生活中交换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潜在的交易成本的显化或实现也必然以货币的形式呈现出来。只要潜在的交易成本具有实现为收入的可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选择出能实现这一收入的交易者。

　　既然交易成本是一种收入，增加这种收入的渠道也不外乎两个：增加单项交易的成本或增加交易的频率。一般趋势是每项交易的交易成本有所下降，但由于交易规模扩大，所以总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加。如何增加交易的频率，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看市场的需要了。市场需要某种交易，这种交易才有可能出现(合乎法律和道德的交易最容易实现)，还是要靠无形的手。

　　如果不存在某种垄断或管制，劳动分工会在市场的环境中，在价格的激励下，日臻发达。各种适应市场需求的交易活动也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总交易成本的节节攀升转化为收入的快速增加。如果市场有需求，也存在供给的条件，但管制横亘其中，则交易要么不存在，要么地下进行。由此造成了交易效率的降低，交易成本总量和收入的下降，同时也造成了政府税收的流失。

　　诺斯等学者在研究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政府尊重私有权利和私人交易的能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如果私人有交易的需求且具有交易的能力，而政府设置一系列管制措施阻碍其交易的进行，其结果只能是造成对经济增长的阻滞。

　　垄断并不仅仅限于生产，更多地是存在于交换领域，首先而且极为重要的是对交易权利的垄断。要想使市场更好地发挥好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我想，首要的一点是政府要保护好市场主体的自由交易的权利。斯密曾经强调劳动力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相伴而来的是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其他所有权的交易的权力同样神圣不可侵犯。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在放松管制、监管合约履行等促进市场化进程更加稳健方面，政府可以大有作为。如此，则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各种潜在的或地下的交易成本将会以合法的收入方式加入到统计部门的数据序列之中。如此，则国民财富将会有大的增加。

　　作者：杨英杰

　　（来源：上海

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