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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复旦大学一员，我一直在为自己能够在三尺讲台上传播中国文化而备感自豪。我的受众是一群天真可爱的留学生，以亚洲学生和北美地区的华裔为主。我自1995年在复旦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国际文化学院任教后，一晃也10年过去了。这些年，我可以说是复旦留学生事业的见证人。留学生事业既是复旦大学国际化的桥梁，同时也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开发窗口。每每见到事业所取得的进步，也总是从心底里更加赞叹中国文化举世无双的魅力。
留学生们最初选择复旦大学，是因为她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已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中国还尚未向世界打开国门之际，复旦大学就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最早客观认识世界的高等学府之一。根据老一代学者的回忆，解放后的复旦大学也一直是与欧洲东部和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交往的主要舞台。又由于复旦的教授们还有很多留学西方的经历，所以，在上海，与西方国家的公开交流中，复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70年代初期，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在上海，中方准备的国礼就是复旦提供的一套《二十四史》。1984年，又一位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一次，美国总统干脆选择复旦大学，作为其在上海公开演讲的国际场合。而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虽然也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赠送美国总统的礼物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品———复旦学者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然，这种演讲少不了要推销美国的价值观。不过，在当时，复旦大学和美国大学之间的文化合作也得以迅速升温，并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掌握对外文化交流的主动权，具体地说，复旦大学也并不想仅仅是单方面的留学生输出地，于上世纪1965年代末正式组建了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第一批留学生来自越南，据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初创时的元老秦湘教授回忆，文革时期中断了招收留学生的工作。1974年恢复招收留学生，法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第一批留学生纷至沓来，秦老师的第一个美国学生就是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丁大伟的儿子丁荷生。培养留学生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民间外交的一种表达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初，这种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正规的留学生来自我们的东邻日本，后来，这批留学生成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初期阶段中的中坚力量。又过了几年，留学生规模逐渐扩大，留学生办公室也就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这方面，复旦大学再一次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还是全国第一个拥有向留学生颁发本科文凭资格的单位，如今还拥有完整的系列课程和教材。
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大学的声誉，还和其所在的城市的国际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年，上海的国际地位更加突出，上海经济的发展成就在亚洲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更多的国际资源在向上海积聚。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也在这一进程中，获得了国际教育界更多的尊敬。现在，在复旦大学的留学生已经达到了3500人的规模，生源来自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每一个教师，也都拥有海外教育援助的经历，我们得以带着中国人的自豪，向世界推介上海的成就和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
当然，没有不受挑战的事业。除了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这也确实是了解中国的基础，今天的留学生们还渴望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对中国以及上海来说，我们不仅仅需要能够理解我们社会制度和基本历史的外交官，需要爱护中国文化的专业学者，我们更需要了解中国国情和将来能够与中国进行各类合作的友好力量。因此，我们的课程就必须跟上时代的节奏，甚至，我们的讲述方法还要改进。假如，我们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留学生门接触中国活生生的社会、家庭，甚至是工作实习的岗位，我想，我们的事业才真正拥有了对话国际社会的深厚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9月02日 第十九版)
作者：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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