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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很多中国教育家的理想。一个有过名校学历的人，也都希望自己的母校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因为母校复旦大学百年庆典的缘故，很多学者和我讨论起复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我当然毫不怀疑母校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尽管还有不少校友认为复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的距离。我本人曾经到海外访问过一些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在上海，也经常接待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和领导人。以我的观察经验，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以下这些必要的条件：
她的选址基本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城市或经济中心城市，这样，前者便于得到国家层面的重点投资，后者便于得到工商界和实际应用部门的密切合作。如哈佛大学落户的波士顿，一开始就是美国大陆的对外贸易重镇；东京大学因为是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最初就选择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发育，要晚于西方国家，我们的历史较长的高等学府基本上都诞生在清末。不过，当初选址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选址上海的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现在被证明是极有战略眼光的。友人曾经这样议论，从建校历史、文化底蕴、科研成果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南京大学并不亚于复旦大学，然而，就是因为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无形之间总有点差距。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也有类似的无形差距。
与此同时，校址长时间的稳定也是极其重要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现有校址通常都在100年以上。欧洲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二三百年以上，这种惊人的稳定性对于一所高等学府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淀作用。然而并不是中国的名校，不愿意长时间地稳定自己的校址，而是我们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被万恶的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复旦大学在迁至目前的校址后不久，就被迫进行文化苦难的长征，师生们流离失所，就是到了战时首都重庆安顿下来，也要冒着侵略者战火的威胁来孜孜以学。另一所名校南开大学，其在天津的校址还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而北京的名校为了恪守民族气节，联合南下数千公里而组成了西南联大。虽然，抗战时期我国名校的迁徙和战火下的不屈抗争，也铸成了我们民族伟大精神的不朽痕迹。但是我还是认为，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的高等学府能够得到国家政权的保卫而不至于颠沛流离，那么今天我们就应该拥有数所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不能苛求前辈，我们可以设计未来，而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责任也只能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她的师资力量必须是一流的，而且，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科学前沿、社会责任和人类发展。师资力量不完全取决于学校引进专才的计划，今天的复旦，已经得到了国家和上海市的双重支持，有相对足够的经费来引进一流的专才，甚至还能聘请国际上有所成就的学者来校担任客座教授。我们还可以很自豪地宣称，复旦成为教师中博士比例最高的大学等等这样的成绩。然而，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的是大师级的人物。大师级的人物不是一般的学科带头人，而是学者中的领袖和学科发展的总设计师，她关注的应该是符合国际利益和人类需求的大课题，而不是本学科或本实验室争取多少经费之类的过于功利的问题。大师级的人物还必须有崇高的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和引领一批科学精英与专门人才，使学术能够得以阶梯式的传承和发展。
她的学分和学历，能够得到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承认，并且能够在国际社会通行。现代社会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国际间的竞争，高等学府的实力和水准，也不是东道主城市单方面宣布的，还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同。其中的一个重要认同标准就是，我们的学分和学历能够被广泛承认，我们的学生可以依此而自由转学和在全球主要城市能够实现体面的就业。目前，复旦大学在亚洲的高等教育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尊敬，而其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就应该是能够成为和西方名校对称交流的伙伴。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9月02日 第十九版)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王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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