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激情

　　贾植芳，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193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6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1948年出狱后以著译为生。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平反。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著作有 《劫后文存》、《狱里狱外》、《雕虫杂技》、《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我的朋友们》、《余年笔墨》等。

　　直到我走进复旦大学第九宿舍，都迟迟没有反应过来，专访贾植芳先生，原来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困难：论辈分，贾植芳先生是我的祖师爷———我的老师张新颖是贾先生的弟子。在张先生的文章里，我常常可以看到贾先生的风骨；而在中文系学子的眼里，贾先生一向都是高山仰止的。

　　走进第九宿舍，我禁不住有些紧张。循着门牌号，越走越深，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这里分明成了一方世外天地，我也渐渐坦然和宁静了下来。

　　贾老正如我心目中的学术前辈的形象，体格清瘦，风骨清峻，连白衬衫黑马甲，甚至他的藤椅都与我的想象没有丝毫的分别。贾先生的书房不是很大，但是堆满了书。

　　先生很是热情，采访一下子变得经松了许多。聊起复旦百年，时光似乎一下子回到几十年前。

　　50年代的美好时光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调到复旦中文系做教授的。当时心里的梦想，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大学。那时我们住在第五宿舍，中文系的教授很多，系里面成立了教研室，我当时的职务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主要教授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写作。”

　　“古典文学都是大课，中文系和新闻系一起上。师生关系很好，常常一起聊天吃饭。学生写了文章给我改，写了书的，我就帮他们找人出版。我们文艺界的人，外面有出版关系。现在为止，老学生都还一直来往着。每年生日或春节，学生们都来拜年，还有从外地赶来的。”

　　先生的家里常有很多学生，大家在并不宽敞的书房兼

客厅里聊天。张新颖说：“聊什么呢？没有限定。这位瘦小的老人，能够让你充分感受海阔天空和人事沧桑。你在这里学习历史和认识社会，全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式。这个小小的书房里常常爆出的笑声，一定是先生特有的幽默引起的。这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吸引着各不相同的人。我们这些学生在贾先生面前也是无拘无束，贾先生自己也不讲究形式。其实，贾先生是有他的要求的，做人上的要求，学业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就在随意的聊天中透出来，就在他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展示出来。这些要求，不刻板，不是条条框框，在精神上却不能不说是严格的；同时，又因为是在开阔的境界里，虽然严格，却不死板，反而能够激发和唤起人的潜能。”张新颖回忆起在贾老家珍贵的学习时光时仍带着无限感慨。

　　贾老继续聊：“当时我讲课，没有讲义，备课后直接上课，学生记笔记，我来给他们看。师生关系很好。那时刚解放，办复旦大学，时逢国家第一次大学热，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习情绪很高，写文章很多激情。教授有很多都是归国

留学生，大家互相串门、聊天、下馆子。”那时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一样的简单和热情，全部的身心都用在了治学上。

　　那段时光单纯得如此美好，贾植芳先生聊得很是开心。

　　经苍桑巨变话五味人生

　　89岁的贾老思维和条理非常清晰，他的话锋突然一转，简单的人生也迎来苍桑巨变。

　　“1955年，胡风案发生了。我一直在给胡风办杂志、写文章。他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文艺战斗精神。在上海都不认识人。1955年我被抓了起来，家也被抄了。之后便是11年的牢狱生活。刚开始，监狱方面还比较优待，一个人一间，有床有椅子，吃饭也吃得好，还有面吃。”

　　“1956年的一天，我被叫出去，看到外面还有一些老师，都是教授，除了中文系的，还有外文学、化学系的。他们问我：‘这些人你认识吗？有熟悉的吗？’”

　　“都是同事，教授、知识分子。”

　　“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他们不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

　　“回去以后，我床也没有了，只能睡在地上，依旧是劳改犯。”1966年，贾先生被判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又被判了12年。

　　先生精神很好，也很健谈，回忆过去，一些细节都记得很精准。

　　“我1955年被抓起来以后，有人跟我妻子说，贾植芳是反革命分子，要她和我划清界限。她不信他们的话，被流放到了青海，在农村当了18年农民，1979年以后她才回到上海。”

　　先生笑着自嘲道：“一个西方人说，经历两次监狱之后，就什么也不怕了，我这叫‘在地狱边缘散步’。”

　　“1979年以后，我回到系里，又自由了，又可以自己写东西出版了。文化部叫我去做处长，我不要做干部。80年代以后，系里给我开比较文学学科，招社会预备生。带研究生、博士。本科生他们有时也给讲课。1987年退休，因为职称名额常常有限，我就让给了年轻人。”

　　“改革开放以后，复旦学风一直很好。”末了，贾先生不忘补上一句：“像噩梦一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坚持了，就过去了，现在发展就越来越快了。”

　　离开先生家时，她侄女送我到门口，我说：“这里的房子有些年代了，先生是不是一直都住在这里的？”

　　“对，学校给了先生大的新房子，但是先生不要，住不惯。他喜欢这里，安静，适合看书。”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9月02日 第十八版)

　　作者：本报记者　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