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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薯条被诉案的提起，在起诉理由中并没有具体的损害事实，而只是在“可能”含有致癌化学物质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损害结果不确定或隐形的条件下，相关生产商就被美国司法部门告上了法庭。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司法环境里，法律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倾斜性保护是相当明显的
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比尔·洛克耶，在旧金山将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在
内的9个快餐连锁店和食品生产商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在油炸薯片和薯条的外包装上，注明该食品可能含有丙烯酰胺———一种可以致癌的化学物质。业内认为，上述案件原告方一旦获胜，那么对于全球洋快餐连锁业而言，其影响将是巨大的。
据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总检察长之所以把这9家快餐连锁店和食品生产商告上法庭，在于其认为油炸薯片（条）可能含有一种可以致癌的化学物质，而食品商应该予以注明却没有注明。应该说，此案在性质上应属公益案件。
无独有偶的是，不久前被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也有公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条款。但是，按我国有关民事法律条款规定，对民事过错的认定，当事人必须具有主观与行为上的过错（故意或过错），有实际的损害结果，且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还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存在实际损害的结果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
两者比较，上述美国薯条被诉案的提起，在起诉理由中并没有具体的损害事实，而只是在“可能”含有致癌化学物质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损害结果不确定或隐形的条件下，相关生产商就被美国司法部门告上了法庭。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司法环境里，法律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倾斜性保护是相当明显的。
其实，如果能把美司法环境中的“可能”与我国“实际损害结果”作一点比较，就能明显看出二者制度安排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不同认识以及制度特征：一种是只要存在损害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的“可能”，哪怕这种损害尚还处于隐性与不确定的“可能”状态，司法部门就能提起诉讼，从而以使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尽可能地规避损害危险；而“实际损害”强调的则是，只有在存在损害结果的条件下，才能得到相关的司法保护。所以“可能”与“实际”之间的差别与后果，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笔者认为，从有利于社会公共的观点看，上述美国薯条被诉案件，在法理方面，应该对正在审议中的民事诉讼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对有关立法机关来说，如何权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也是一个持什么价值理念的问题。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9月02日 第六版)
作者：周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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