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价格下跌引领国内煤炭行业进入冷静期

　　本报记者 张帆

　　在煤炭价格眼见得一路高歌猛进之时，落价的暴风雨却说来就来。

　　发端于6月的煤价下跌行情至今仍没有打住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声势浩大。曾经经历过1997年煤价雪崩的煤炭企业由不得愁上心头，历史还会重演吗？与此同时，一场煤炭业的 “整肃运动”正在进行。频频发生的矿难以及6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成为引线。产煤大省山西率先发起“煤炭新政”，刚刚就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于幼军揭开了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的序幕。

　　煤炭经济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岳福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此时正是煤炭企业重新洗牌进行战略重组的最佳时机，也是企业进行休整杜绝安全隐患思考研究问题的缓冲时期。

　　据悉，从8月初开始，一次针对煤炭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研修班分地域在延安、北戴河、鹤壁、广安、哈尔滨五个地方举行。

　　煤炭行业能否从高煤价引发的高烧中抽身而出，能否利用这一冷静期思考本行业的未来命运？

　　煤价下跌是拐点还是波动

　　进入6月中旬，虽然是夏季用电高峰，但山西大同地区的煤炭出口价格却开始下挫，吨煤降价达10元-20元。之后，神华集团也被迫将其7月份在北方港口销售的煤炭往下调价5元。而这股煤价下调之风从7月份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其中山东、山西等主要产煤大省的煤炭价格下调了30元-50元不等，降价幅度约为10%。其他各地煤炭价格下调10元-30元不等。而坑口平均价格在300元左右的山西长治等地区的贫瘦煤，比今年一季度下降了75元／吨，跌幅达到20%。

　　降价风的影响面积逐步扩大，降价品种也不断增多。6月份降价限于劣质煤，7月焦煤、精煤也开始下调。降价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地方煤矿，7月份已经波及到重点煤矿。降价风潮危及重点煤矿对重点用户这一煤市基本盘面，即重点合同价格。据了解，

马鞍山钢铁集团率先向各重点供煤企业提出降价要求，煤矿方做出回应，决定从8月1日起，1／3焦精煤价格统一下调45元。随后，

鞍钢、本钢纷纷跟进，甚至联手推动重点供煤企业下调煤价。几乎所有煤炭企业都放宽了对重点用户采购煤炭付款条件、付款方式的要求或限制，多数煤炭企业提高了合同煤炭供应质量，变相降低了煤炭价格。

　　对当前煤炭市场出现的煤价波动，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去年煤炭供需矛盾导致煤价飙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据统计显示，2005年电力需求增幅低于2004年，再加上今年南方水电好于去年，1-6月份全国水电增长比火电量高出10个百分点，减少了火电对煤炭的需求，因而煤炭市场需求增长开始放缓。其二，国家调控进出口政策，控制出口，增加进口，消减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压力。由于国外进口的煤质较好，而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的煤价也较低，国内不少用煤企业选择进口煤炭，也不排除通过进口手段来抑制国内的高煤价。其三，煤炭行业投资加大，产能增长迅猛。今年上半年，煤炭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就增长了81.7%。低水平新建、扩建矿井层出不穷，使得产能大幅增加。产量增加，需求却减少，社会库存量增加了，价格自然也就回落。

　　此番降价，让煤炭行业的“老人”们不能不心惊胆战地想起1997年开始的那轮煤价低谷。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上个世纪煤炭价格出现了几次大起大落，“卖难”和“买难”交替出现。1994年至1997年，煤价持续三年上涨；但1997年后至2000年，却经历了三年下跌和持续低迷。最困难的时候，煤竟卖出了石头的价格。

　　但岳福斌指出，1997年煤价大幅滑坡，是由于政策失误，决策者错误地判断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形势。当时的情形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业全部收缩，而其开工不足又带来电力过剩，煤的下游行业全都在刹车，但煤的供给却没刹车，人为地制造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与之相比，此次煤价下调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而是煤价在连续三年攀升后的必然调整，是正常的市场波动。

　　他分析说，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复苏期，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煤炭作为基础能源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扎实。从需求来看，也没有出现大的改变。中国的煤炭70%用于发电，目前电力并不过剩，近几年在建电厂将逐渐开始发电，也将形成新的煤炭需求。从煤炭供给看，中国的煤炭生产能力也并不过剩，目前2.8万家企业，平均生产能力不到10万吨，并未达到现代化规模生产，其产量不会也瞬间增长，而且在高煤价下，目前产量也已经发挥到极致。有产量增长能力的多是近些年建成的新矿，但增加产量也要有个周期。岳福斌因此指出，当前的煤价走势其实并不能过于担心，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新矿的生产能力发挥出来后煤价的情况。

　　在煤价出现异动后，不少煤企负责人都忧心忡忡地向岳福斌咨询，岳福斌的答复让他们略为宽心：煤价不会出现像1997年以后大幅滑坡的情况。他说，现在的下跌首先是由于煤价连续三年攀升，现在需要有一个调整；其次，煤价在上涨过程中，终端用户吃了苦头，因此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仓储了一部分煤炭，并集中在同一时段暂时停止购买，而煤仍在持续供给，因此暂时出现表象的供大于求。

　　而对于今后一段时期的走势，他分析说，目前尚不能判断此轮煤价已经上涨到顶，而且因为煤价下跌可能带来的大量限产有可能在以后引发更大幅度的上升。煤价调控的难度主要取决于煤炭企业对下游产业市场衰落的预见程度和克服程度。

　　煤炭新政需要反思产业政策

　　就在煤炭行业被煤价搞得昏昏扰扰之时，关乎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工作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煤价看煤炭行业，跳出煤价看煤炭行业，不同的视点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煤炭行业如何健康发展。而频频发生的矿难，备受指摘的官商勾结，一掷千金的煤炭富豪，都是这一主题的现实注解。

　　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煤炭行业整顿与筹划的文件与政令可谓是最密集的。6月初国务院原则通过《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看做是煤炭行业实行“新政”的里程碑。之后，作为采矿权有偿转让试点的山西省出台《关于推进煤炭企业资源整合有偿使用的意见》；8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的《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同月山西省政府规定今后凡煤矿造成的死亡事故除对死亡职工家属给予不低于二十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外，每死亡一人，还将对矿方予以一百万元的经济处罚。种种消息表明，关于这个行业近期与远期问题的关注都在煤价波动的这个异常时期同时到来了。

　　在岳福斌看来，我国煤炭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瓶颈，是与我国煤炭工业发展政策失误有关。而现在已经到了检讨这些政策的时候了。

　　首当其冲的采矿权问题，开采煤矿先要拿到资源，问题是怎么能把资源公平地配置到企业中去。而就在最近岳福斌就得知这样一件事情：某市政府的主管部门把煤炭的整体资源切成块，配置给与煤炭无关的若干企业，包括做纺织的、修高速路的，惟独当地一家被新确定为十三大煤炭基地之一的某煤炭企业集团，却一块资源都没有。主要产煤的没有资源，但不产煤的却有资源。

　　岳福斌说，这是因为煤炭的资源政策出了问题，资源无偿使用，谁占有就是谁的。

　　最近在山西就进行着这样一场采矿权有偿转让的实验。按照方案规划，过去通过行政审批无偿取得的国有煤矿采矿权，其资源价款将转为国有资本金，成为国有股份。而过去通过行政审批无偿取得的非国有煤矿采矿权，将根据保有资源储量区别对待。资源量较多、规模较大或可以进行资源整合的煤矿，其剩余资源将量化为价款，转为国有资本金，形成政府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资源量较少、规模较小且难以进行资源整合的煤矿，其采矿权列入资源有偿出让变现的范围，采取“资源一次划定、分期分段出让、价款随行就市”的办法出让。

　　“以这次改革为转折，山西煤矿将真正摆脱资源‘有量无价’的局面，首次开启矿权市场化的大门。”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王宏英研究员表示，“现在煤炭市场上体现出来的煤炭价格，没有把资源成本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而实行资源有偿使用之后，能让煤价构成更加合理。”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则说，实行开采权有偿转让实现了煤炭资源的阳光交易，防止了暗箱操作。

　　岳福斌说，资源虽然终极所有权是国家的，但是要实现配置的市场化，应当实行统一规划，集中开发，一次置权，分期付款，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组织开采，中央财政投资勘探，弄清资源的地下储量、质量，再交给资源经营公司去经营，不能再将勘探和销售混在一起，由中央财政投资的东西，最后变成了局部的利益。而在资源经营方面获得的利润，不要拿到别处去，要重新用在资源的开发、勘探方面，不要把资源的勘探和经营变成一种政府搞创收的手段，要把它变成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不断积累的一笔财富。而且资源的预期收入由于资源的质量不一样，有肥瘦之分，因此将来在资源价值评估方面的工作应该加强。而资源的使用权可以交给任何的利益主体，包括外国资本。

　　就在改革煤炭开采一端机制的同时，煤炭资源税费这一端的改革也被提上议程。据悉，目前煤炭资源的税费有望由以产量和销售收入作为基数计征改为以资源储量为基数计征，并将探索多种计征方式。

　　过去在资源的利用过程当中，没有考虑到回采率，如果采用先进的技术开采，回采率可以达到70%-80%，但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和资金投入。然而按照现行的征税方法，不管是用现代化方法开采还是用落后方法开采，都按照产量和销售收入来计征，这是一种保护落后的方法，不能刺激技术进步，所以在资源市场化的配置当中，应当以资源的储藏量为基数来计征。

　　岳福斌解释说，这种以资源储藏量为基数的计征办法，将采取一种激励制度。假设目前全国的平均回采率为45%，就确定45%为煤炭资源税负的计征点，回采率达到45%的，就以这个为计征点，低于45%的，每低一个点就增加一个点的资源使用费或者资源使用税，惩罚落后。这样那些小煤矿和技术落后的企业，因为回采率达不到标准，税费太高，只能转让，用经济的手段使其退出；同时保护先进，当回采率达到50%的时候，税费可以降低。把浪费资源的淘汰出局，把珍惜资源的做大做强，谁能更好地利用资源，谁能更好地保护资源，就让谁掌握资源。

　　此次煤价下调，但终端用户却并未得到多少实惠。由于我国煤炭产地和主要消费地大都相距甚远，必须通过运输环节才能到达用户手中。大同煤运到上海、广州，先后要经过铁路“西煤东运”和沿海“北煤南运”，综合运费在终端价格中，起码占一半比重。因此，目前在煤炭消费地，煤价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岳福斌说，流通环节的诸多不合理政策长期以来导致煤炭企业利润让渡给中间人或下游企业。运力不足，让倒车皮的人发了财，他们提出了要收点装费——按正常情况不能给你车皮运走煤，但是如果交15元一吨的点装费，就能给你运出去，还不给开发票。还收一种安全费，叫保全费。流通环节有十五六个收费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不过，对煤炭企业来说，负担最重的是铁路建设基金。这个政策出台时是仅仅作为三年的应急性措施，但到现在还在执行。内蒙古西部乌海地区的煤运到秦皇岛，铁路部门每吨煤提走的建设基金是52元；内蒙古东胜地区的煤运到秦皇岛，铁路部门每吨煤提走的建设基金是42元。大同的煤运到秦皇岛，走大秦线，每吨煤要提走22.8元。

　　长期研究煤炭流通体制问题的岳福斌得出的结论是，建立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为主体的新的交易制度。他说，中国煤炭行业的交易制度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每年订货会的成本就要数亿。在谈判过程当中非常分散，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作为世界上产煤大省，没有煤炭交易指数，所以，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煤炭交易中心，由这个交易中心发布煤炭交易价格指数，影响全国。中国基本上是垄断了世界的焦煤、焦炭，但在价格方面却受别人的影响。新加坡一吨油也不产，但却是世界

成品油的定价中心。英国没有那么多铜，但世界铜价由英国的交易市场来发布，因为大的交易商都在英国挂牌交易。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有一个能够准确反映供求的交易中心，就能够提出一个好的价格指数。人为的定价，缺少市场的作用，这种机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