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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雄伟
在中国银监会最近一次的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堵截和防范案件共114件，涉及金额达6亿元，堵截率达47%股份制商业银行成功堵截案件56件，涉及金额1.2亿元，堵截率为71%。银行业出现了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双降”的势头(国际金融报8月27日)。
最近三年多来，银行业不断爆出大案和腐败丑闻。银行界高官从王雪冰、朱小华落马，到刘金宝、张恩照东窗事发，每次都在银行界产生地震。虽然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似乎表明事情在好转，但是人们恐怕很难乐观。因为一个银行的基层人员，违规经营，隐瞒不报等，造成大量的损失，这是一个内控问题。但是银行行长或董事长发生这样问题，就反映出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说明在银行高层任命上，在选择、标准、程序和方法上存在问题。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充满了“官本位”的色彩。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银行系统沿袭的都是政府准公务员那套管理办法。主管部门按照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来任命的，而不是按照银行家的标准，选择真正有操守、有专业精神和能力的人。在这种干部行政化体制下，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完全是企业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银行，对于继任者，一般都有一套产生的程序。有些是天然的继任者，如前任的副手，或者为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启动在全球寻找的机制。银行董事会在选择出备选人后，还要上报给银行监管者。银行监管当局根据国际通用的准则，对报来的人进行人品与能力的测试。一个操守和能力有问题的人是很难通过这样一套机制的筛选。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银行高官出事了，马上就任命了下一任。所以，银监会根本无法对董事长任职资格作出有异议的判断。这就形成制度的一个灰色地带。
其次，当这些人被任命到银行高层的岗位后，现在的制度也不能保证他们能继续保持操守，提高能力。他们不是真正的银行家，没有职业银行家那种职业自豪感和职业操守。在这家银行做得不好，也许还可以换一家银行继续做。就像刘金宝，他不是追求做一个优秀的银行家，而是追求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据称，刘金宝在上海时就曾动过进入政府的念头。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银行业中的“银行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而是一些“银行政客”。在原来行政级别的激励下，行长可以用贷款做政治交易，换取自己的政治级别，尤其是省分行行长，用多贷款的同时制造不良贷款来换取一个高官位置。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是用贷款换行政级别这种激励制度下造成的。
所以，银行行长发生问题是制度有问题。监管部门和相关的银行希望以制定一系列新规章和规定来提高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的做法，很难从根本上防止银行大案和丑闻的再次发生。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改革原来单一的“官本位”的职位体系，银行行长的产生办法，不能用政府官员任命的方式和标准产生，而应该根据银行岗位的性质，在更广的范围内，用一个更清楚的标准和机制来衡量和选拔。这或许是中国银行业走向现代化管理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必须迈开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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