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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疆
文艳是北京二中一名优秀的应届高三毕业女生，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她满怀信心地报考了北大外国语学院小语种专业。文艳的高考总成绩是592分，属于高分，但文艳还是与北大无缘，而和文艳同班的一名男生虽然成绩比文艳低两分（590分），却被北大录取了。事后她才知道北大在今年的小语种招生过程中，男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男生为文科
590分，理科619分；女生为文科598分，理科636分文理科女生分数线分别比男生高出8分和17分。（2005年8月29日瞭望东方周刊）
北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曙雄教授解释，“高分的女生没有被录取，是因为还有分数比她更高的女生。”有分数比她更高的女生，而不是有分数比她高的男生。从刘教授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招生中男女考生适用于两套不同的评判标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用刘教授自己的话来说，“主要是为了缓解该院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班里的环境和气氛非常单调，阳刚不足，这显然违背男女协调的自然规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非常不利”，“男女比例协调是大自然发展的一条天理，院方这样做，并不会给学生造成伤害。”男女比例失调如果对于北大来说如此“罪大恶极”，那么，在那些男生比重明显大于女生的院系，北大想到过提高男生的分数线来调节男女比例吗？没有，起码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为什么同样是男女比例失调，需要控制的只有女生，而没有男生？无论刘教授再怎么慷慨陈词，这顶“性别歧视”的帽子北大恐怕是想甩都甩不掉了。
就在看到这条新闻的同时，看到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8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的消息。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0号主席令，公布了这个决定。该法规定：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当有关性别歧视的内容要仰仗于立法来保护的时候，可以看出这种歧视已经严重到了何等地步。遗憾的是，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作为以争取“女权”、反对压迫妇女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精神发源地，北大居然在身体力行着“性别歧视”而毫无愧疚之色。这确实不能不令人郁闷。
和北京的男生们比起来，文艳是郁闷的；不过如果和全国各地的考生比起来，也许她就不会那么郁闷了。今年的高考录取工作中，北大在山东的最低分数线是文科637分，理科685分；在福建是文科625分，理科647分。看得出来，在这些地区文艳592分的“高分”也许更本就算不了什么。文艳在北京还有资格去郁闷，但是如果是在外地，恐怕连这种郁闷的资格都要被剥夺了。在外地考生看来，文艳自己已经是北大招生规则中的获益者，只不过是有人比她获益更多而已。因此，她的诸多郁闷、不满充其量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外地考生一直在忍受着“地域歧视”，但他们还是对北大趋之若鹜；北京女生频频遭遇“性别歧视”，但她们照样对北大情有独钟。高分的女生没有被录取，是因为还有分数比她更高的女生；高分的外地考生没有被录取，是因为还有分数比他更高的外地考生。如果北大“一统江湖”的地位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如果北大还是像以往一样坐享国内优秀的教育资源以及国家所注入的大笔资金，形形色色的歧视就很难得到根本的缓解，所谓“店大欺客”说的恐怕就是这样的道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除了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你还能做点什么？于是，有的北京女生说，“我认命，谁叫我是女生呢”。可以想象，诸多外地考生也会这样说，“我认命，谁叫我是外地考生呢”。
歧视是一种能够无限复制蔓延的病毒，如果一种歧视不能够被有效地清除，在歧视的基础之上又会不断滋生出新的歧视内容。透过文艳所遭遇的“性别歧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地域歧视”。在所有这些歧视内容被破除之前，我们也许只能不无艳羡地说，“北京的男生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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