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环评是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

　　8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在京主办“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中国论坛”。众多政府高官、知名学者纷纷建言献策，合力推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和完善。

　　可持续发展要靠战略环评来保证

　　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叶文虎教授说：“我们要在战略决策的层次上把环境作为发展的要素考虑进去。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提高，就是认识到过去对经济发展的追求是无限的，而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能提供的供给是有限的。经济学家经常讨论供给，讲供需关系、商品关系。而今天，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供需矛盾越来越严重。”

　　叶文虎分析说，面对这一矛盾，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把矛盾转移到国外去。比如英国、日本就大量以转移和转嫁的做法缓解本国矛盾。然而工业文明在20世纪走到了尽头。有人以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中国人口按照美国的消费方式，需要6个地球。这当然不可能。而解决这一问题，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是非常重要的。

　　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称，将积极推动以规划环评为主的战略环评，以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使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与区域资源的环境容量和生态功能相一致，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使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现在，我国的战略环评刚刚起步，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需要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参与和监督。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引述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者莱斯特·布朗的话：“人类迄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而可持续发展是要靠战略环评来保证的。

　　所谓战略环评，就是“从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深入分析、预测和科学评价，采取预防措施，从源头上控制环境问题的发生。

　　潘岳说，战略环境评价的对象当然不是狭义的水、气、声、渣，而是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更为广义的大环境，甚至包括对社会经济行为、生产与消费观念的调整。战略环评的切入点是规划环评。例如各大河流上可不可以建大坝，各大电力公司跑马圈水，抢占水资源，都要以国家的水电规划为依据。而这个国家规划确定前，先要经过规划环评。

　　战略环评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胡静林博士说，缓解环境和资源压力的根本出路是改革环境和资源的无偿或廉价使用体制。

　　他说，多年以来，资源和环境一直被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企业根本不把环境成本打入生产成本中，这种环境无价、资源廉价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还鼓励了落后的生产消费方式。如果没有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企业自然缺乏保护环境的压力，实际上把负担转嫁给了社会公众和政府。

　　胡静林说，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战略环评是重要的前提。战略环评要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性作出客观评价，跨区域、跨流域的补偿，要看会不会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造成新的生态问题。战略环评要对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作出客观评价，进而对生态补偿本身作出评价。如果将下游地区的部分收益用于补偿上游地区，那么下游地区就要掂量一下了，不再过度使用生态资源。而上游是否将补偿的费用真正用在了生态保护上，这些都依赖于规划环评。

　　有的地方领导把环评看成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就“如何将规划环评制度由本本变成现实”发言。

　　他认为，规划环评是解决环境资源压力的有效途径，但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还没有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还没有调整好产业结构，还没有根本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建设好

节约型社会。

　　孙佑海说，规划环评制度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这是法律的规定。依法应作规划环评而不做的，就是违法行为。

　　说到如何推动规划环评制度，使之由本本变为现实，孙佑海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将本本变为现实。但现在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对实施规划环评有抵触情绪，对环保法律非常厌烦，把它看成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他透露，明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将要开展对《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情况的大规模调研，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将重点调研有关政府和部门对于依法需要开展规划环评的是否做了环评，是否有公众参与，是否请专家和公众对规划进行过论证，有关政府在审批专项规划草案时是否将环评报告书以及专家的评审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别把“中国特色”理解偏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副院长说，现在我们创造了全球GDP的4％，却耗费了百分之几十的煤炭、石油等资源。这主要是受到我们对经济发展战略认识能力的制约。他认为，这是由于一直没有意识到中国要走什么路，而照搬欧美甚至拉美、日本的模式，把“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理解偏了，没有找准中国特色在哪里。

　　“我们这一段的发展，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GDP笼罩着中国。这使很多地方政府把发展是硬道理改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为增长而增长。现在我们要转变发展观，使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才有可能从战略上解决环境和

能源问题。”他说，一提到战略性就感到很遗憾，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市到省，到国家，对“十五”的评估都是“超额完成任务”，GDP超额了。煤油电运全面紧张，地区结构三大板块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两元结构，农村收入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不敢正视它，怎么可以制定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解决社会保障，不解决中部地区问题就什么都解决不了。只有解决社会保障才有和谐社会，有了和谐社会才有环境节约。

　　本报北京8月29日电

　　作者：本报记者 张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