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市长论坛上做主题报告

　　

    由中国市长协会和义乌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05中国市长论坛”于8月28日至29日在义乌市召开，上图为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论坛上演讲并做主题报告。（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摄影：戴崇高）

　　新浪财经讯：由中国市长协会和义乌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05中国市长论坛”于8月28日至29日在义乌市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发展·节约·效益”，议题是当前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宏观思考与建设实践，调整城乡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综合效益，区域资源节约、产业群建设与中国城镇化道路。新浪财经作为独家网络支持媒体对此次论坛进行了图文直播，以下为北京市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长王歧山在论坛所做主题报告：

　　王岐山：首先声明没有主题报告，说实在的，我准备不足，昨天下午到了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市长们的小会，我没来得及说话，听了大家的发言，今天变成了论坛，所以只能谈谈我个人到北京市工作，还有这些年在地方工作、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体会和认识。我以为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现在讲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适时而且是正确的。

　　我们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举世瞩目，人所共知。但是在近些年来，应该说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时候，就我感受到的，已经意识到我们在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

　　我印象中2001年中央常委会，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华建敏和我搞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在十六大之前做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结论很简单就是在中国普遍富裕、衣食住行基本解决，特别是衣食温饱阶段一步正在向小康迈进的过程。我们出现了一个城乡的、区域的、行业之间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不协调、不平衡，更重要的还不在于现状，在于从当时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个趋势在扩大。我以为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有基础理论的，胡锦涛总书记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依然如此。但是我们恐怕要解决为谁发展、怎么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科学发展观不应该成为一个口号，或者成为每次讲话时一带而过，我觉得大家应该认真想想为什么提出以人为本、全面、持续、可协调。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到北京市工作，北京市作为祖国的首都，现在正在筹备奥运，举世瞩目，全国都非常关注北京的发展。我们从去年以来集中的，不是一般的，从实际工作中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来检验，来反思我们自己的发展。

　　昨天听了一些市长同行们的发言，我觉得实践虽然不长，但是我感觉到跟我碰到的问题都一样。我说我好久法出京城了和这些同行的感受都一样，从法律上、从社会实践中、从发展的成绩都差不多，为什么我后来不说呢，我觉得确确实实大家都是在一个导演下。我个人讲是一个“导演”，我们整个发展就是一个导演，我说一个导演不是个人化的，我说是一个体制，一个机制。我们一直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东西部听着千差万别，再仔细想现在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和取得成绩的，我看中央开小组会中央委员、各省省委书记、省长讲话基本一样，基本上三段式，一个是这几年增长极快、变化极大，再一个问题。再一个政策的倾斜性，昨天西安同仁提到西部又是被切了头，东部又是只切了一个尾巴，这个话好象八十年代就这样说，九十年代还这样讲。

　　我在北京和区县长、区县委书记谈，昨天我是从会场直接上机场，我们正是做中央政策学习班，研讨会，我跟他们谈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有了以后，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过的日子，我说你们离开了土地加贷款，还会不会发展。土地加信贷这种模式，恰恰去年的宏观调控就把这两个闸门关了，一个是土地冻结半年，一个最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我说三中全会也有日子了，大家都念叨了，怎么想不出新招呢。好象下一层次的也有，就是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90年代提出来的，大家没有注意，所谓从外延到内涵，从粗放到集约。今年的题目还有

节约型社会，我这任市长轮上节约了，我只有从办公室开始了，我们办公室27.2度，我说怎么这么热啊，为什么啊？没开空调，因为率先，政府要带头，中央都带头26度了，都不穿西服了，专家说出来，日本外务省在夏天不许打领带，受了启发。于是今天都是这样姿势的，没有标准相了。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可是说真的，节约最后我们发现都关灯，最后书记跟我说，节约是节约，长安街的灯给留着吧。我说你放心，长安街我们给留两个灯泡。这点电算什么，能节约多少了，问题是宽马路已经形成了，现在节约了，要么灯火一片，要么漆黑一团。昨天有人说很遗憾，我好久没有来杭州了，我听说杭州特别漂亮，尤其是西湖搞的特别特别好，人家说都是杭州是再现人间天堂。但是人家说这次要去杭州的话西湖的景观灯现在不能开，因为迎峰度夏，看看这两天气侯如何，如果天凉一点儿，多下点雨，灯可以开开。我说我们要干什么？修它是为什么，亮起来嘛。等亮起来的时候，稳定第一，老百姓家的空调最重要，景观灯毕竟不如老百姓家的空调重要。所以肯定是要把这个关下来，所以要先压工业，先压生产保生活，先压郊区保市内，迎峰度夏，现在相当多的城市夏天都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注意，我个人反思，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大型工建，我们搞一个博物馆，诺大的博物馆搞完了养不起。我就跟我的文物局长说，我说上届市委市政府下那么大决心在北京12亿搞了六万平米的一个博物馆，在长安街隔壁，将成为北京的景观。我说一共有多少博物馆。他说市文物局管23个博物馆。我说这些博物馆都没有一个是我见了外地的亲朋好友和外国朋友说你可一定要去看。国外游客故宫非去不可，天安门一定要看，国内游客还要看毛主席遗体，还有

长城、颐和园、十三陵。我问我们的文物局长说你们的博物馆哪个是让我觉得自豪的，外宾来了非看不可的。年年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这块弱，于是说文化方方面面都提出要增加开支。我说你们想过没有科学发展观不是就对经济部门提出的，你们也有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一个协调问题，存量和增量，存量搞的怎么样。我说算你倒霉，全国就这么一个市长博物馆出身，我说没吃过，我见过，而且就是陕西省博物馆，中国最有名的博物馆之一，我大致知道博物馆什么条件下搞好，真正起到让游客、让学生受教育，那儿有一个文化氛围，我们到国外有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博物馆是非去不可的，相当于我们的寺庙。现在到中国的去寺庙的可比去博物馆的多多了。我记得我在建设银行的时候，浙江建设银行的行长跟我报告过南普托的香火钱四大银行都抢，最后中行、建行招标各分一个。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科学发展观深入的在联系实际。

　　我去年去了一趟奔驰厂，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去德国给我刺激挺大，德国的节水从小学课本就开始讲，你要看德国的植被，说真的比我们好多了。德国的人均水资源比我们高多了，德国的人均土地比我们也多多了，可是我发现到奔驰厂总部，那个厂一共2.5平方公里，出70万辆奔驰车，没有大门，这样一个厂在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城了。我进到车间一看，没有留着首长的视察线，现在我们的车间一建一般都有观光线，观光线还特别宽。我就发现那真叫节约发展，和我一块儿去的同志感叹不已。奔驰的研发中心不得单独一个院子，没有，和职工食堂挨着，没有院子，就是一座楼。所以这次为了首钢的搬迁，为了安置职工我们批了一个冷轧厂，举这样一个例子就说明，我说这次引进的是不是最高先进水平的，说是绝对的，既然这个用地、用水统统按世界水平要求他，一定要超过武钢和宝钢的冷轧线，因为人家那时候早，人家那时候还没有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有了，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另外不要在厂子里搞生活区，更不要在厂子里搞办公楼，这个厂就应该是一个车间。顺义新城正没有人住呢，让他们住去，现代化冷轧厂根本用不了多少工人，主要是技术人员。现在以此类推，最近讨论了六个，现在建成了两个，六个北京调封的燃气电厂，我说对不起用地问题得提出来。

　　我们现在一说上什么，有时候就忽略了，所以说节约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意识，不应该简单的作为一个口号。科学发展观，我以为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在存量问题上，好象余地很大，有广阔的空间。为什么德国人不缺地，这么节约地。当然昨天奇帆同志讲的也有道理，这里面还有法规和机制的问题，我们的开发区在地的问题上，只要一围起来，争一个项目的时候，地的问题上是毫不吝惜的，经常出现零地价，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的，不可持续了。十六大概括的，从改革开放以后是人多地少，我记得在起草组的时候，我们在经济组里是坚决要求加上水少，现在看看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国情的概括第一次用了“人多地少、水少”。现在看出来了吧。海南都闹旱灾，海南年均降雨是2000多毫米，广东粤西、粤东都有一块年南灾旱，包括刘主任老家雷州半岛。珠江三角洲，当年我在那儿主持“九五”计划和“十五”发展纲要，我印象很深，我说有质量的水少。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所以，我们在人口资源环境，科学发展观，人口资源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工业化后期，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我们出现了很多新矛盾、新问题，我以为确确实实应该考虑我们的协调发展。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最近我正在犹豫不决的，就是现在北京和昨天很多市长提的一样，在发展中越来越感受，因为粮食耕地是不许动的，近期发展中已经开始琢磨农民的宅基地了。昨天市长们都在反映，实际上我去年开会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我说农民的宅基地太浪费了，最近我还看了，有的地方耕地不多，但是宅基地，七兄弟一家九分地，盖的房子，说什么让中央的同志，让北京的人去民俗游。但是我说实在的，我在80年代研究过中国“三农”问题，我最近又有点害怕，如果我们要把农民的宅基地琢磨了，那我们在农村现在的教育状况我们是深知的，基础教育不怎么样，中央为什么再三强调，强调就是因为不怎么样。

　　是不是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不能够允许制造新的无产者。所以我对郊区的区长、区委书记们让我再好好想旧村改造，最近有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让农民上楼。非典的时候到北京我才知道，农民已经有一批上楼了，北京四环、五环两边有一些现在看着很漂亮，那是那里的农民上楼了，迁走了。当时给了点钱，多少钱呢？一人三万，三环、四环是这样修起来的，绿色隔离带是3%-5%的土地，中间把农民的楼盖起来了。盖起来以后到禽流感了，我当时要阻击，就琢磨哪儿有鸡。最后有人跟我汇报，说农民的楼里，阳台上养着鸡。我要散户的鸡杀掉，要保蛋厂、禽厂，中国法律规定只要发现一处禽流感半径三公里之内全杀，后来我一想农户家有一只，旁边有一个十万只的鸡场，最后的有30万只的蛋厂。我说干脆先把鸡场附近三公里的灭了，保北京的肉鸡和蛋场。从防疫上讲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对的，所以农民的楼，人家说叫黑楼，因为基础设施没有给人家接上，农民上了楼非常不习惯，没有稳定的就业，没有稳定的社保，更谈不上医保，农民原来有一个院子可以在院子里种点什么，原来什么都花钱，现在还要跟他收电梯费、物业费，农民说绝对不交，所以他们叫黑楼。所以让农民这种上楼可要小心，要是把那块宅基地再琢磨了？我最近一直在衡量没有下决心。

　　昨天听很多市长都谈到了，很多专家都写在中国的地有很大潜力，就是中国的农民宅基地过大，如果把农民宅基地按照城市的标准骡起来多好。现在到没到那个阶段，另外现在农民上楼是不是就是城市化。这个我们要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绝对不是住楼和住平方的关系问题，一个农民要变成城里人是要经历很长时间。我在市里讲话，我就说大家自报家门，第几代的市民，我自己报我是第二代，我爷爷还是农村的。很多人都说我就是第一代，我父母现在还在农村，我只不过是上了大学，我相信我们现在是第一代的城市市民多。经历了多少年啊！

　　现在各城市刚来了农村，第一离不开人家，北京根本离不开农民工，第二还烦人家，公理何在？我现在发愁了，一研究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中央给我们批了2020年的规划1800万，现在户籍人口1130多万，流动人口380万半年以上，实际说白了，现在公安局给我报这个数不敢完全信，但是总得有一个数，就照着说吧。现在能有几个市长能把自己的数说到万是准确的，我看大市长没几个敢说这个话，户籍人口还可以说，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户口。流动人口就开始胡说了，半年以上流动人口，三个月的、一个月的，尤其像北京，人家来这儿就转一下，就像这些市长们有时候到北京就一两天，过去在广东的时候我说在地方工作过比较过，到北京开一天会第二天打道回府。瞬间市长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到底是多少人，说不清。到万这个事儿都说不清，大致差不多，有估计，因为暂住证给作废了，给暂住证也难办，很多人根本不办暂住证。从人口、资源、环境出发，中国的城乡协调发展现在很重要的是剩余劳动力进城，城里有需要，这一方面城里离不开，一方面给城市带来了压力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受不了。

　　北京举行经过各种数据对照，计生委的、统计局的、公安局的加上区里的调研，七八不离十，瞬间人口1700万，我们每天就要服务这些人，要管理这些人，要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再一个这些人参差不齐，两院院士，中央各部委，还有到北京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工的，什么文化的都有，从文盲到有可能得诺贝尔奖金的，同居一城，有的地方楼上楼下，人防办把地下室都租出去了，楼上是白领，楼下就是来找工作的。你们想过没有，我感觉到就是这样。发展是不是我们需要认真的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在增长方式上，在结构调整上，另外也得琢磨，兴什么事儿就引来什么人。城市定位要清楚，我现在感觉就是中央给我定的挺清楚，在北京市我深深感受到，首先必须给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中央批复我们有一个宜居城市，对于宜居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现在河北的农民130万在北京，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说我到首都周边农村一看我非常高兴，基本没人了，一问都进北京了。

　　我说，是啊，河北钢铁也上去了，我的井盖、雨篦子都丢了。历史名城、国家首都，国际交流城市，宜居城市的定位四句话文化城市，井盖、雨篦子看不住，去年60万。

　　王歧山：朝阳区有一条新修的路，刚开通，一夜之间所有的井盖都没了。所以这次到河北省去了三个城市跟他们协调发展，我发现行政区划挡不住市场流向，经济走向和行政区划不完全一致，有客观规律。为什么让政府职能转变，党和中央再三说政府职能要转变。一般书记发言都是政府职能要转变，我说我转，肯定转，我转成什么呢？转成看井盖。我应该看住，这要在国外丢这么们井盖，自行车或者汽车一出事儿索赔就受不了。如果你们家门口有一块橡胶皮没扫，滑倒了人，你得赔。美国绝对是这样。

　　现在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80年代温饱、小康老说不清楚，我说衣食住行代表两阶段，基本构成从中国温饱到小康，衣食者温饱有，加上住行，现在我们给老百姓忙的差不多都是住和行。现在这个阶段为什么盖房子，解决住房问题啊。在这个阶段人的基本需求，以人为本，我们想想，我想出一个，人的第一需求是安全，安全高于温饱。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安全高于温饱的需求，我们发展中现在审视一下城市的安全隐患，去年年初北京密云就一个事件，做好事变成了悲剧，正月十五夜里踩塌事件死了37人，痛定思痛，刘淇同志让我们搞这个案子，我们把北京市安全隐患排查一遍，分出市级、区级、街道一级的，然后给国务院打一个报告，早发现早报告，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在这儿，安全隐患应该报告，我们不请示就报告，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发现自己的隐患太多了，桥是病桥，路是险路，重大工程、公共服务工程消防没验收的，消防按新标准根本就没有做的比比皆是。我们全列出来了。责任重于泰山啊！通州区长是一个聪明人，他一排查突然发现一个大隐患，给我发了紧急报告，解放军的油库按照法律的距离和宿舍楼太近了，因为法律有规定，这种易燃易爆的东西，我看报告当时就想到一个问题，他说解放军我协调不了，你得把油库搬走，得找军队谈判，这是重大安全隐患，关乎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说这个鬼机灵的小伙子，我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你让我找部队的话，你让我先找谁啊？我说我怎么跟军队交涉啊。我说对不起，区长同志你就看着吧，24小时看着这个油库，一有动静赶紧撤老百姓，要拆这片房子谈何容易啊。太难了，需要大笔的钱。建的时候想没想，根本没有想过。现在知道了引咎辞职了，危险，一量不对，外意有个危险，一查领导上面就是渎职。以此类推北京找出好几个地方，说哪儿有一个枪炮实验室周边盖了什么。在发展时期建的。所以我个人领会科学发展观了不得。

　　现在和实践要联系，我们职能转变，我们得转变，我们的市长将来到底要干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的市长现在发展、改革、建设、管理，是不是我们职能转变过程中也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观点，一个城市的城市建设、发展是相对的，管理只要这个城市在就是永恒。我觉得管理上还有些潜力，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还有巨大的潜力。在一些体制的改革上，宝江部长昨天我就想找，我是本着汪光焘，但是他上西藏了，但是这个事儿得跟你谈，城里的给排水归建设部，农村的水利归水利部，去年我们在你们的支持下合并了，统筹考虑，效果很好，只要是水就是水利部。下一步我请示一下园林局和绿化合并，不知道其他市长有没有这个考虑，因为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市长是纯粹的市长都带着郊区的，带着农村的，所个园林局，现在城市发展也快不知道树找谁，绿化的事儿、草坪的事儿，市里的、郊区的，最后找谁？这个事儿又不太费劲，只要说通了，合并了但是该园林还是忠于建设局、绿化的时候还是忠于林业局。这上面再找点，我觉得比找贷款容易。城乡统筹话好说，市做起来不一定，我今年下半年准备把绿化、林业和我们的园林合并了。

　　其实现在稳定高于一切的情况有些改革非改不可，但是实在非常难过。比如说城市基础设施的价格，实际上全都扭曲的，人口资源环境，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配置资源要起基础性作用，结果基础的一些资源价格是扭曲的。全国唯一还保持着月票的是北京市，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说要奥运了，实在不太象样了，广州都是一卡了，上海也一卡了，我们实在应该学习他们，拿起来又放下了，就考虑月票的学生怎么办，另外还有地铁，要改成一票制怎么办。现在我们正在下决心，今年再不动，明年更不能动了，但是怎么下决心，既得利益怎么保护，既能保护稳定，同时又可以扭转过来。电价不到位，价格机制没起作用。有的城市提出来梯级水价，后来我们学习了，最后一刻把市民的梯级水价撤销了，出了什么问题呢？很简单水表不行。就是单位时间的用水量超了就加价，但是现在的水表不灵，到最后一刻才弄明白，现在铁心的水表下面放一块吸铁石就不转了。最后分表和总表对不上，街坊邻居不和谐，而且这种表有卖的，再一个这个表没有单位时间，还有也查不清楚，整个北京有四百人查表工。后来我发现搞水利的蒙我，我说你基础工作不行让我搞这个不是瞎说吗。北京一共37亿方水，居民用3亿，其实最节水的是居民，居民不会容身他们家水龙头流着不修。机关、事业单位用多少，10亿方。是居民的3倍，就机关用得多，机关的水龙头开着，有些地方漏水不管，北京家庭的条件基本上家家都有洗澡设备，结果机关还有洗澡堂。所以说不要为难农民，另外我们也没有本事为难人家，你根本查不过来水表啊。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的基础和基层工作不到位，我们有些改革也是出不了，出了台最后也办不到。

　　邹市长在这儿，北京的供暖也是大问题，收不上钱，很多北京的供暖是福利性，现在要变成收费的，收不上来，原来的串联式表没有办法安装。人家说这个家没有人，结果沈阳市搞了一个并联改造，那个楼等于是重作，楼道里的管子一家一户，但是北京动不了，北京的老楼房，那些市民绝对不会允许我他们干，他们好不容易维修好的全凿了。现在把这家停了，一个楼都停了，因为都是串联的。现在的供暖就出了这个问题，这家人不在，整个楼冰凉，找政府，政府去了一看怎么弄的，得找公证人、警察、找依据，把那个拧开，他走了他给关了。所以这里面又提出基础和基层。我想起了万历15年的作者“黄綛榆”老先生，80年代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我一愣，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实行数目字管理中国就现代化了。可是这么年不同的工作岗位、领域、地域，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数目字管理差得远，我们真的是七八不离十，如果我们都不能做到定量，数据真实性超出一定范围，实际是要对决策产生质的影响。有没有这个问题，请在座同仁一起思考。

　　比如这次经济普查，听说全国基本上汇总了，经济普查出了一个大家伙，媒体在这儿没法说，因为中央没有讲。我马上召集了各部门共同认真研究了经济普查的数字，将带来相关的问题，我发现麻烦了。这一个数如果一变，其他的相关数都得变，这个数变的让我高兴，但是说真的，有的部门同志说提出来马上就让你难过。马上提出来低保怎么办？教育经费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不那么简单。我现在还等着中央最后的决策。怎么我们国家一普查就普查出这么多。说明过去的统计，我们依存的包括地区的产业结构有的数据足以产生对阶段的判断了，就是基础工作的问题和所有问题都连着。北京地下埋了多少管线，归多少家，一根电线杆有多少家在挂着，这个工作我们从去年到现在都在进行摸底，北京比较复杂，北京很多中央单位，有的数字还保密，我们还不能进去，院子也不能摸，但是中央单位很配合我们，我们一项一项的进行。说缺水，就是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我说不能只说大不说小，最近超过一百万方的电子地图都标出来，哪年建的、现在的容量多少才能把水情摸清，原来没有这个数字怎么做决策。密云水库在北京的比重这几年一直在降低。37亿方，一年只提1-7亿方，主要抽的是地下水，所以100万方以下的不能忽略不计。

　　我到广东工作过，海南也工作过，决策不同，工作都差不多，我感受到基础、基层、部门的工作，在影响着我们、困扰着我们。有好多工作一做都得重头来。再一个数据信息的统一性、电子信息化的部门隔绝。书记、市长集合力整合非常困难。家家的计算机都已经引进了，把全世界的各种计算机、各种软件都弄进来了，现在要汇到一块儿不容易。我到建设行长当行长统一法人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全国是万国旗，现在到北京一看各部门都是这样，你找到钱是IBM，那个另外找一家，软件也是乱七八糟，现在说要集成，要应急指挥要有基础数据，要汇总汇不出来了。

　　说真的美国911，再一个311两个号码谁都记得住。我们的急救车两个号120、999，两个部门卫生局、红十字会，这个也竞争啊？这是急救车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农村基层部门的医疗站和计划生育站也两家竞争。怎么把这些垄到一块儿。现在市民电话，

食品安全的有食品安全的，非典的时候提出来是不是统一有一个号，将来办奥运人家知道安全类找谁就这个号码，现在没有办法说整合有困难。于是乎给市民现在编这么厚一本册子，《安全手册》，每一种类型的突发事件都得打开书翻，看看电话号码是多少，找谁，位数也不一样。围绕着城市管理就看得出我们的体制和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为什么说既是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多年发展的时候不觉得，现在要出来了，老百姓有了这种要求和意识，衣食住行一解决，北京马上提出来环境的优美，噪音的污染，华秋同志十年前跟我提出过，只要睡觉的房子是安静的，再一个他们家的水龙头死活找不到均衡点，这种尴尬我们这些人走遍全国，豪华宾馆都住过，设备是外国的，实际上是安装问题，最近我享受到一次，张家口一个四星级宾馆，我死活找不到水龙头的平衡点，协调发展就协调不出来了。

　　噪音问题，酒店安装一个蹦迪，低音震动。最近我到一个地方，我住到我秘书房间里，我说那个房子我实在忍受不了，我现在很疲劳，睡不好觉不行。我到广东也发生了，那个宾馆我住过一个房间，大套房，晚上找不到噪音在哪儿，后来找到了整个楼的出风口就在主卧室的窗外，我说对首长有意见也不能这样。接待的时候都挺热情，希望首长住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好在外，不如赖在家。睡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以人为本的想，不同类型的人在我们城市里怎么服务，在已经发展的基础上，怎么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怎么从内涵和存量上多想办法。因为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没有一个问题解决的时候不需要财政投入的，成本极高。

　　北京的财政情况是好的，但是一想想这些基本的东西，捉襟见肘。总的来讲，我有一个感受，大家还是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在产业结构调整，在科学发展观、增长方式转变上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创新和探索。最后我还要讲一个我的观点，构建和谐社会是永恒的目标是一个极高的目标。但是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是物质的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法制的前提，难以和谐。只有人人都守法，政府依法行政，这是相互的。没有法制的框架无法做到以人为本。中国历史上叫民本，所谓孟子的民本思想，叫黎民百姓，现在我们说话有几个说公民，有几个说市民，一般都是同志们，背地里都是老百姓，百姓是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但是人本思想是资产阶级把它框在资产阶级法权，决定你的人权是在资产阶级的法权范围内给予充分保障。所以法治是以人为本相配套的，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所必须。大家都没法了怎么行。还有一个更重要，我以为理想、信念，从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我们执政党都有一个理想、信念的问题，要什么都不信就靠把这个东西分平就和谐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在我们看得到的未来都不可能，那就到了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工作是一种乐趣不是必须。可是说实在的非常重要。

　　最近有一个德意志银行的CEO阿克曼，他说听说北京示威游行很多，我说不对，北京示威游行得经过批准。你说的可能是上访比较多。我说其实你把政府、党委、各机关上访的人按依法治市、依法治国的理念，这些人原本应该到法院去，要把这些人加上法院的人一加起来，在这个阶段和外国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算多。他反应过来了说你说的有道理，我说本来是应该去法院的人跑道政府来，为什么？政府包办一切，你抓着权利不放，你不转变职能啊，党让你转变你死活不转，抱着权利和利益不放，该干的事儿不干。这次中央说要政企、政事分开，转变职能。现在我们的职能没有转变，转了一部分，但是远远不够。现在所有的委办局养了多少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现在都是政府权利的，把市场中介活动都由政府的事业单位替代，那么把市场经济机制的组织和创新阻断了，离开了中介、离开了人们哪有市场。现代化是组织和制度创新的过程，所以我思考这些问题，我感受到原本这些上访的应该去法院，问题是现在不去。就是找党中央、找国务院、找政府、找委办局。

　　反过来说能怪他吗？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好多问题政府冲在前面，政府办的，当然就找你来了，而且现在政府还大包大揽。我最近觉得当市长第一位的就是安全，首都安全无小事，稳定安全是第一位的。服务好党中央，这是第一位，服务好市民是第一位，创造市场环境是第一位。发展中政府的决策更多是创造环境，引导、调节市场，中央已经给我们定好了。我现在也在力求改变自己，也争取说服和改变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委办局，但是我发现还是挺难的，让谁放弃一条，转变一条都挺难，怪不得党中央老说这个话，就是因为我们转的不够。

　　今天我也没有避讳记者，陶斯亮非让我说，不让我念这个稿，我只是谈一点儿，就是想到的和碰到的一些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这些人，就凭我知道的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各级基层工作同志的拼搏精神，我觉得按着中央的要求，我们真是联系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点滴做起，不要一步四个脚印，“跨越式前进，今天比明天更美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步四个脚印的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