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义务教育能否增至12年（唇枪·舌剑）

　　正方：贫穷不能阻止发展义务教育

　　客观地说，包括柳斌委员在内的很多人大代表并非反对实行12年义务教育，他们的想法是等到客观条件成熟时再实行12年义务教育———这种次第渐进发展义务教育的思路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读，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对现实妥协的“犬儒主义”发展观。在其“合理性”的背后，牺牲的是千百万莘莘学子的利益和中国 教育的未来。

　　我们不妨先看看“未有美国，先有哈佛”的故事。1620年11月11日，102名受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在一个寒风彻骨的日子到达北美。他们衣衫褴褛、形销骨立，上岸之后即逢严寒来临，在第一个冬天冻死了其中的1/3，在以后的冬天不断有人冻饿而死。就是在这群奄奄一息的人中间，有一名叫哈佛的传教士在上岸不久就开始思索精神播种的问题。他说，我们接受了欧洲文化，但是这里谋生太艰难，以致我们的子孙后代很有可能在开辟蛮荒中遗忘了欧洲文化，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节衣缩食，办一所大学，让我们的后代从欧洲教育的终点开始。于是，这个叫作“哈佛”的传教士捐出了他的全部藏书和财产。在他的带动下，很多移民有钱捐钱，有力出力，终于在1636年建立了哈佛大学。这时离美国独立建国还有140年的漫长岁月。正是这种高贵的精神奠定了美国的立国之本，成就了今天美国的强盛和发达。

　　我想这个故事对于今天义务教育的年制之争仍然具有警世意义：是的，我们国家还穷，我们的教育经费远远不足，但是，哈佛的故事告诉我们，物质的东西虽然不可超越，但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我们以苍生为念，以国家为念，对万千学子充满爱，我们就不会认为12年义务教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美国学生在哈佛校园自豪地高喊：“未有美国，先有哈佛”，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学生们也能在中国的校园高喊：“未有发达的中国，先有发达的义务教育”，那是多大的荣耀啊！

　　（张若渔）

　　反方：先把9年义务教育办好

　　义务教育多延长3年，堪称利国利民，福祉无量，本应该赢得国人拊掌相庆，为何却招致柳斌等

人大代表的反对呢？一言以蔽之，“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远未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定的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超前实施12年义务教育。”诚然，当一个面黄肌瘦的饿汉在为三餐焦虑时，却向他推销瘦身术，难免会吃闭门羹。

　　早在1986年，我国就已颁布义务教育法，宣布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然而近20年来，对义务教育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甚至有人放言义务教育名不符实。

　　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没有接受初中教育的国民高达5.3亿人。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这其中又有多少适龄儿童因贫辍学或压根儿就没有入学呢？答案不言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10条明文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第12条则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在义务教育阶段，不仅农民因孩子上学而不堪重负，就连城市居民也为孩子的学费焦头烂额。

　　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对义务教育的拨款数量由548亿元增至1085亿元，其增幅为98％，明显低于高中123.9％的增幅，更低于普通高校155.8％的增幅。如此说来，九年制义务教育可谓暗蕴危机。

　　《教育法》遭到扭曲变形，结局就是基层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基层校舍岌岌可危，众多适龄儿童无奈泪别学堂，新文盲大军正在显现……所有这一切，距离真正免收学费的义务教育，差之千里。难怪有教育专家指出，一些地区实行的不是义务教育，而是普及教育。两者最大区别在于，政府必须承担实现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而对普及教育却无须承担法定责任。义务教育沦为普及教育，这是义务教育的悲哀。试问难道义务教育增至12年，就能避免类似尴尬了吗？

　　显然，义务教育远没有达到预设的标准。因此，倾力改进、完善义务教育才是要务。正如中山大学李江帆所言：“政府应该牢记自己在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服务方面的公共职能，应该清楚：贫困地区、贫困家庭适龄儿童未实现‘普九’，折射的是政府职能的缺位。”就目前来说，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应明确责任，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改变对义务教育投资过低的状况，力求使九年制义务教育名至实归。

　　（王石川）

　　《市场报》 (2005年08月2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