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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矿难又曝新一幕。据报道，在大兴事故前几小时，一个由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一份安全开采可行性专家组论证意见，称大兴煤矿所在的矿区“在正常条件下开采是安全的”。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专家还未登上飞机离开大兴，矿难就发生了。
虽然我们不能把大兴矿难的责任推给专家，但专家的意见毕竟为当地政府准许大兴煤
矿重新开采开具了一份“通行证”，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要为123名矿工死亡的矿难负责的。而这份写得含混、内容如同“教科书”般的专家“论证意见”，也暴露出了目前专家咨询体制上存在的两个弊端：“订做”意见与不负责任。
所谓“订做”专家意见，指的是在一些生产和工程领域，政府和企业往往花钱请一些专家来做可行性报告、技术鉴定、论证等，实质上在论证之前，就对专家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方向，从而使专家意见失去公允性、独立性，甚至成为偏袒政府和企业的一个工具。
公共领域的利益主体不是一个，专家为项目和工程做论证和决策，必须考虑到它有利于谁，不利于谁，经济效益最大化还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而“订做”意见的做法，针对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试图为领导者的个人意图披上一件所谓“专家的外衣”。
公共决策出现“订做”专家意见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一些领导并不真正看重专家的咨询，他不过是把它作为一种形式和摆设而已。表面上看起来，领导对专家比较重视甚至迷信，专家意见在政府和企业决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重要”作用只在符合领导意图，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才有用，也就是说，专家的“重要”仅仅体现在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一种“专业”的说法。
另一方面，对于专家而言，正因为自己是处于被政府或企业“订做”的地位，所以，按照商品交换关系，当然在咨询过程中也就不能忤逆对方的“意志”，从而，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论证什么，这样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公共利益是否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则不在考虑之列。
与一般的学术论证不一样，在决策过程中，专家固然只能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内提出意见，但其所作出的可行性论证，已非简单的参考意见，它实际上是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若被采信，最终将成为决策的实质内容，影响到社会利益及行政效能，所以，专家的责任实为重大。而人们之所以还信任专家，是因为专家的身份。换言之，专家的独立地位、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使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从长远的角度、从整体利益看问题。
现在看来，解决公共决策中的“订做”专家意见问题，必须建立起公共决策的法治化。当道德约束不力的时候，必须进行法律约束。但目前对专家因主观原因提供不客观真实的决策依据，导致重大损失和事故，从法律层面追究责任还是个空白，这需要人大和司法部门予以关注。
《市场报》 (2005年08月26日 第十二版)
作者：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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