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华：坦然谈成败 不能创造历史就会成为历史

　　——访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黄文华

　　记者手记

　　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基础设施一片空白。在这个被称为“亚洲之最”的大型人工森林公园内，几十处采石场肆意蚕食着青山；各种饭店、作坊式小厂排放着污水和废气；盗 伐林木现象屡禁不绝；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有的已经相当尖锐……

　　这就是10年前的长春净月潭。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里决定成立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想用开发区这种新体制把这块资源经营好，甚至带动整个长春旅游业的发展。

　　于是黄文华被委以重任。

　　10年后的现在，黄文华给长春市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森林和水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保护区外得到了合理开发；基本形成了规划中的现代服务产业布局；共投入各项建设资金190亿元，基础设施配套面积达到21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已达13平方公里；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100．5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5．85亿元，平均分别递增51％和64％。名列吉林省44个省级开发区首位，与全国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比较，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列第17位和第23位。

　　无论成败，作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黄文华对开发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回想起10年前，黄文华倒是说，“对成败真的没想太多”。也确实，想太多反而什么也干不了。要是总结起来，黄文华的字典里，大概只有一个字——干。

　　“如果你不能创造历史，你就会成为历史。”这是黄文华的话。

　　其实，无论能否创造历史，都会成为历史，区别在于成为什么样的历史。黄文华是用他创造性地“干”的历史，为开发区创造了10年辉煌的历史。

　　黄文华干得挺辛苦。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他每天的时间安排精确到分，每周至少有6天排满，每天的日程安排持续到晚上10点后。和多数有作为的领导人一样，黄文华也是个工作狂。以至于在前一段时间“保持共产

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有人当面向他提意见，说他这样干可以，但不能要求其他人也跟着这样受苦受累。

　　黄文华干得也挺巧。他用10年时间，在开发区内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和决策制度体系，把自己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将具体的人权、财权、物权下放、分散，既省心，又能腾出更多时间研究其他重大问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给自己设了一道防火墙——在开发区内部，如果黄文华愿意，他可以有无限权力，但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黄文华深知这个道理，所以用制度来约束自己。

　　黄文华干得还挺高兴。他自己说，这10年，苦没少吃，累没少受，骂没少挨，但还是感到欣慰。身体没有因为工作繁重而累垮，以前有胆囊炎，做了摘除手术后，“病灶去掉，倒是彻底好了”。10年来，黄文华工作、锻炼身体、学习，甚至教育子女，一样没落下。

　　黄文华干得更有信心。10年摸索，这摊子事情，他感觉到越来越得心应手。对开发区的大事都胸有成竹，10年以后的模样也似乎都有数了。

　　本报记者 陈宏伟 张诗雨

　　中国经济时报：个人也好，单位也好，10年都是个值得回顾和总结的时间段。这10年间，你从43岁到53岁，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则从0岁到10岁。如果让你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来概括这10年，你会说什么？

　　黄文华：我会用两个字——欣慰。10年里，我亲眼看着我们的大楼一天天起来，区内企业在增加，环境在改善，员工待遇在变好，经济和社会事业在繁荣，开发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在提高。我感觉，一没有辜负市领导重托，二没有辜负员工和百姓的信任，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我这人对事业看得比较重，有这些，当然就有成就感，肯定欣慰啊。

　　人一辈子总得做点事情，能在开发区这个平台上做事是很幸运的。因为与政府机关相比，这是一个更加现代、高效的平台，是更可以让人充分施展能力的地方。

　　中国经济时报：要干成一件事情，大概离不了几个东西，一是明确而坚定的目标；二是高素质的团队；三是强有力的执行。从目标来说，现在的情况是不是10年前就想明白了的？

　　黄文华：市领导对开发区的建设肯定是有想法的。当时长春主管经济的市委副书记李述跟我谈话时，明确提出开发区的任务就是将长春的旅游经济搞上去。他说，长春的旅游有潜力，但没干起来。

　　但市领导没有给我们具体目标，只交代了三个原则：一是保护和开发并重，保护第一；二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社会效益第一；三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并重，长远利益第一。现在看来，这就已经具有科学发展观的味道，想法是很超前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原则性的东西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了，甚至有些提法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以前没干起来的原因和这三条原则有关吗？

　　黄文华：净月潭的旅游资源从1980年就开始开发了，当时成立了净月潭风景旅游区，1992年又成立了净月潭森林旅游城。当时长春经济是想靠“两城两区”四轮驱动，就是汽车贸易城、森林旅游城、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

　　那两个开发区是起来了，但森林旅游城没干好，从1992年到1995年8月间，几乎什么事也没干。和那两个开发区相比，森林城主要还是体制不顺：森林归林业局管，水资源归水利局管，土地归郊区地方政府管，各自为政。

　　1995年8月，市里出台了20号文件，决定撤销森林旅游城，成立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用开发区体制来发展长春的旅游经济”。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决策是科学的，也是有远见的。

　　回头想想，1995年，全国还没有人提什么旅游经济的概念。当时，我们的市委研究室花了3个多月时间，到全国几十个地方搞调研，就是没发现“旅游经济开发区”。

　　应当说，开发区的体制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是我们10年来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

　　中国经济时报：李述所说的那三个发展的原则目标之间的矛盾，你是怎么解决的？

　　黄文华：我听到这三个原则的第一感觉是无奈和渺茫，都做到好像没法干啊！比如开发和保护关系问题，我理解，开发就意味着对原有面貌的改变，就是要动；保护就是不要动。怎么看怎么对立，看不到统一。

　　当时开发区还有另外三块牌子：一个叫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个叫国家森林公园，一个叫吉林省旅游度假区。我仔细研究了这四块牌子背后的有关法律法规，也是相互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决定先不着急干，先研究，一定要看明白后再动。

　　除了原则目标矛盾外，我还想在动手之前弄明白另外两个问题，也是难题：

　　一是我们的开发区如何后来居上，快速发展。1995年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成立时，国家的各级开发区已经搞了12年，并开始降温。我们是省级开发区，又被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夹在中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竞争优势。

　　二是具体目标怎么定。领导说的三个原则其实算不上目标，开发区究竟怎么定位，发展什么产业，达到什么目标，都不清楚。

　　中国经济时报：据说你们用了两年时间进行了高水准的谋划，最终确定了“东部求名，西部求利，东西联动，协调发展”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规划，以及“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规划。这一规划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黄文华：简单说，它解决了我的疑难问题。生产力空间布局规划是回答了保护和开发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回答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产业规划其实是解决了“如何后来居上、快速发展”的问题，我记得专家当时说过，“区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特色”，我们要想后来居上，就要和周围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形成错位经营。所以我们提了个“要发展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从这个定位来看，不要说在长春市和吉林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独具特色的。

　　而且，旅游产业及与之相关的现代服务业是朝阳产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加深，第三产业肯定会蓬勃发展，这一判断已经在发达国家得到验证。目前美国的服务业在其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已经占到70％，大大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

　　这两条定了，具体目标也就差不多了，至少方向不会错了，那就往前奔吧。我们是说了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就是“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建设山水型新城区”。后来又更具体化一些，叫“3年打基础，5年创一流，10年大发展，20年基本建成新城区”。

　　回头看看，阶段性目标应当说是实现了。

　　中国经济时报：有没有量化目标？

　　黄文华：也有，不过这方面我们当时看得不是很准。实际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初确定的目标。我们设想的发展速度是20％到30％，实际上，这10年，我们的经济年均增长51％，财政年均增长64％。地区生产总值由原来的2．4亿增长到去年的100亿，财政收入由原来600万增加到去年的6亿。说实话，当时还真没那么大胆子定这么高的数字指标。

　　中国经济时报：看来，这10年确实算是成事了。你刚才强调了体制的根本性作用，这当然讲得通。但换一个角度看，往往人的作用更加重要。因为同样的体制下，也有人干好，有人干不好，更何况，人是会影响甚至决定体制的。比如开发区的建立不也就是市领导决定的吗？说到人的因素，你知不知道当初市里为什么派你来开发区？

　　黄文华：（笑）这我说不明白，你得去问当时的市领导。但我在来开发区之前，或者说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干成过两件事：

　　一是在建材机械厂，从工人干起，最后干到厂长。其实那个厂原来就是一个砖厂的机修车间。到我1984年离开时，厂子的年产值达到1000万，利润100万，工人1000人，这在当时当地是少有的。

　　二是在双阳水泥厂干了10来年，也是做厂长。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水泥厂，我们承担了国家的一个任务：要建设一个国际一流的水泥厂。要把生产线各个环节的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分别引进、消化、吸收、整合、再造，达到85％以上的国产化率，成为中国水泥生产技术的样板。

　　想法挺好，目标挺高。提出来以后，各省都到中央争这个项目，等一听明白了，又都退回去了，怕干不了。这才让我们吉林赶上，后来，市委市政府找到我，要我表态，我经过几个月调研，决定干。其实心里也没多少底，十几个亿的项目，真干砸了，我就是死路一条。我也说了，干不好，就像项羽一样，也“不再过江东”。

　　结果还是干成了，生产线试运行一次达标。国家计委和建材总局给予了很高评价，国家计委说“这在中国重点项目建设史上少见”，当时的建材总局局长给这条生产线题名，叫“中国第一线”。

　　话说回来，市领导让我来开发区，也可能和我的这段经历有关。一方面，开发区不好干；而对我来说呢，还就爱干开创性的工作。市领导也说了，容易的事情不找你。

　　中国经济时报：按说，市领导找你，意味着主动权也在你。一般来说，这时候你应该多摆些困难，多提些条件和要求。你向他们要了什么没有？

　　黄文华：我们工作调动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没什么条件和价钱可讲的，服从分配就行了。也可能是我这人受传统教育影响太深，想不到去提什么条件。

　　再说，当时长春也挺穷的，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持；净月潭又只是个省级开发区，政策资源没多少，我也没啥可要的。

　　但说实话，市里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了：给了我们100万启动资金，专门成立了开发区规划委员会，和市规划委规格一样高。市领导定了，以后谁做市长谁就兼净月潭开发区规划委员会主任。

　　虽然经济上的支持不足，但政策和精神上的支持已经很不少了。或者说，能给的，市里也都给了，还能再去提什么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都知道创业难，你是过来人，回头想想，你们创业究竟难在什么地方？

　　黄文华：最难的还是在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

　　李述当时说了个笑话，说我们是“政府派的几个机关干部，带着一帮农民，在建设山水型新城区”。当时是当作笑话来听的，后来越琢磨越觉得他这话讲得到位，为什么呢？他说到了人才和管理体制问题，也是帮我们理清了工作思路。

　　建区时，我们的班子5个成员中，我是43岁，最年轻。另外4个人都过50了。干部队伍是森林城撤消后留下来的，还有郊区撤消后分流来的，总共五十几个人，应当说，主要是一批年龄比较大、文化程度相对低的农村型干部。而开发区却是代表当今最先进水平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

　　正因为有这个背景，我们10年来始终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体制创新。队伍建设上，我们连续5年开展学习大讨论。同时，花了2000多万元进行干部培训，请进来，走出去，目的只有一个，提高人员素质。对于新进人员，实行“逢晋必考”。干部晋升也要通过全面系统的考核；体制创新方面，我们提出“内部管理企业化，外部管理社会化”；机构设置上，坚持“两少三高”原则，即机构少、人员少、文化素质高、工作效率高、工资待遇相对高。

　　现在，所有开发区的干部都没有公务员身份，也不算事业单位编制，统称工作人员。全是聘用制，工资和绩效挂钩，收入能多能少，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

　　我们机构设置还有一个特点，都叫“发展局”，不叫“管理局”，没什么可管的，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又提出了加强服务意识——虽然没叫什么服务局。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而言，开发区体制是一种创新。但在实际运作中，开发区总是在政府和企业角色中游走，有的开发区像政府，有的像企业，或者说，政府不像政府，企业不像企业。看来，你是把开发区当成企业了。

　　黄文华：我一点也不否认。这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我从1977年开始到企业干，到来开发区前，已经在企业领导岗位干了18年了。我感觉到，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最灵活的，也是效率最高的。要是细抠起来，按政府办当然不对，好像完全按企业办也不一定对，新事物应该有新机制。话又说回来，不管什么体制，适应形势就对，能让我们发展就对。10年的经验证明，我们的这种运行机制还是挺管用的。

　　中国经济时报：当成企业办，对人的要求其实更高。真正的人才，你要给他搭建更好的舞台；一般的人，你要让他成为人才。更重要的是，你还需要在所有人的思想、理想、价值观乃至行为方式当中，提炼或创造出企业文化和企业的行为方式。然后再反过来，让员工认同、接受这种文化。

　　黄文华：原有的干部没法动，但是我们通过培训让他们提升；对于进新人，我们的条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苛刻的。“逢进必考”就不说了，报名条件也高，要求必须至少是本科学历，有学士学位，参加工作5年以上，后来规定是3年以上。这样的人，有知识，有基本素质，也有经验，好用。

　　说到企业文化，简单说，来开发区工作的人都必须有奉献精神，我们提的是“牺牲一代人”的精神。为什么在和平建设年代，要提这血淋淋的口号呢？

　　因为净月潭区域发展以前有两次失败，甚至包括我在内，第一代开发区人对开发区的前途心里没底。区内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有人提出“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跟当年的井冈山似的。

　　但既然来了，就不能躺在悲观情绪上等死。我跟大家谈了“两种选择，两种命运”：如果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就是森林旅游城的结果，就得“灭火”；如果不想死，就得换一种心气和干法，就得拼死拼活，得掉几斤肉，得流血流汗，得做出牺牲。

　　我们又提了一个口号，叫“有为才有位”。当时，省市不少部门根本不知道还有我们这个开发区，单位和员工都没什么社会地位。我就跟员工说，不要埋怨，要想受到社会尊重，就必须有所作为，人们只承认成功者。后来，这句话变成了“有为就有位”。一字之差，但正如你说的，我们要给所有能干事的人创造更好的平台；同时，从单位层面上讲，10年经验也证明，只要踏踏实实地干点事情，肯定会有人承认你。这是做成事的信心，也是一种竞争意识和机制。

　　这绝对不是一句空口号，实际上，在开发区工作的人竞争压力是相当大的。在这里，庸才根本没有机会，年底考核，不行就下去。这些年总共下去了21个中层干部，其中有8个是主动辞职，因为受不了压力。

　　奉献精神、竞争意识，还有一个创新精神。用开发区体制搞旅游，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需要创新。也可以说，开发区的10年，就是创新的10年，没有创新就没有今天。明天也是，现在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我们二次创业，有具体目标，要求在未来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5％，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2％，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40％。要用现在的思维方式干，肯定完不成目标，必须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要有重大突破。

　　中国经济时报：很多事情都这样，你自己想明白并不难，难就难在你得让大家都明白，还得愿意干。

　　黄文华：我总觉得，要想有凝聚力，首先领导班子是关键。然后，靠什么来凝聚人心呢？无非是靠目标吸引人，靠事业来留人，还有一个很重要，要依靠科学管理。我们摸索了10年，得出的经验还是我们党用了几十年的法宝：一是集体领导，二是充分民主，三是靠制度规范行为。

　　我虽然是一把手，但开发区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业，是大家的事业。弄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怎么干了。

　　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情，就是给我自己和班子成员设置约束。我现在是一不直接管人，二不直接管钱，三不直接管物。

　　开发区一年有十几个亿的资金进出，从我手里过的只有1000多万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金。其他钱都分出去了，怎么分？看看一年要干多少事，每件事要多少钱。最后，谁干这个事，谁就支配这个钱。在开发区，中层干部最有权。

　　人事呢，也全靠制度。能不能进来，能不能提升，能不能增加收入，都是制度考核说了算，或者说是每个人自己说了算，“有为就有位”嘛。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现在想随便进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没权力。

　　中国经济时报：分权管理确实很重要，但是还要靠科学的决策程序把它串起来。

　　黄文华：决策方面我们有几个会议，最高的叫委务会，还有党工委会，主任办公会，规划例会，调度例会。所有重要的事情基本都是通过会议，大家一起通报情况，一起决策，当然，开会之前要有充分调研，一旦决策形成，目标明确，人、钱到位，下去干就行了。结果也是在会议上公开讨论，干没干成，什么理由，如何奖惩，也都是会上定，是制度定。我根本不操心这些。

　　对于一些重大决策，我们都是非常慎重的，也更需要民主、科学的程序。我们成立了决策咨询委员会，聘请16位各方面的专家，对重大决策进行咨询论证。比如这次市领导提的二次创业，我去市里开的会，回来后，一是传达精神，二是搞调研，然后开会研究，细化框架目标，分到各部门，部门再去调研，然后开扩大会，反复研究，形成初步意见。再向群众传达，征求意见，还要请专家辅导，群众讨论。这个过程花了3个月时间，一点不亚于当年搞整个规划。

　　中国经济时报：你是用10年时间建成了一套制度，然后跳出来，变成制度的监督者和修补者。

　　黄文华：我就管四件事，一是重大决策，二是重要客人接待，三是重大关系协调，四是招商引资。现在了解我的人，具体事情根本不来找我，知道找也没用。

　　我要去抓日常工作，那就打乱了职能部门的安排，下面准得乱套。

　　中国经济时报：也腾不出时间和精力想大事了。

　　黄文华：就这样干，也还挺累。摊子太大了，500平方公里，加流动人口在内有18万人，发展经济、社会稳定的责任越来越大，好多深层次矛盾不好解决。我常常睡不着觉，怕森林着火，怕发大水，怕出

交通事故。

　　中国经济时报：你现在最头疼的事是什么？

　　黄文华：也不叫最头疼，就是感觉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吧。比如发展问题，首先你得有速度，没速度没增量，再科学也没用。但发展快了，矛盾也更多，比如失地农民保障问题、城市管理问题。

　　我最近还在研究，能不能和南方的开发区建立战略合作，划一块地给他们干，借用他们的资金、管理经验和其他资源，干上10年20年，再收回来。

　　还在琢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能不能和一些大财团、大企业合作来搞。

　　研究这些问题，就会碰到许多政策和法律障碍，比如土地法、税收法等等的有关规定。不管怎么样，还得琢磨，这也是创新。

　　总之，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百姓安居乐业问题、法律法规制约问题，都得去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明白了，我们的二次创业就成功。解决不好，就不会有大发展，也快跑不了。

　　中国经济时报：10年下来，你也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有没有总结、回味过自己的成败得失，酸甜苦辣？

　　黄文华：我也想过，这么些年忙忙碌碌，活没少干，累没少受，骂没少挨。每年、每月、每天都忙得够呛，真要说干成什么事了，好像又没啥可说的。再想想，可能所有的成败得失、酸甜苦辣都融在每一天工作里了。从另外角度，我总结两个字：值得。毕竟还是看到了事业在发展，个人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我这人有个好处，别人也说过我，就是心胸挺大，能容事，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记恨同事的是非。有时候刚批评过谁，可能他还在生我气呢，我又去找他研究工作了。恐怕也是到这个年龄吧，古话说“事非成败转头空”，没什么事情想不开的。

　　有人说我这么干法，身体肯定会累垮，还真不是这么回事，我身体挺好，一个是心态好，二是坚持锻炼，跑步、爬山没落下过。

　　中国经济时报：没想过自己的前途？

　　黄文华：没想过。我觉得在这里干越来越得心应手，继续埋头干就行了。别的事也不归我想，这方面，我还是传统型思维。而且，我现在的摊子比水泥厂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干好了，对开发区老百姓、企业，对长春市的贡献已经挺大。人能有这么个机会，不易了。

　　想得更多的还是开发区的前途。我琢磨，就按现在这样干法，10年后开发区肯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