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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国务院调查组证实，被矿难牵连出的官员人等，资金问题黑幕重重，据称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一名月薪数千元的警察，牵涉资金竟有2900万元。
《新京报》称，非法煤矿经营的利润之大，行内已是心照不宣。拿手中权力与暴利交换，甚至折为股份，参与经营，正符合无良官员的趋利天性。与参与酒店、娱乐场所的经营不同，权钱交易一旦发生于煤矿领域，就意味着令不行禁不止，风险系数呈几何倍增，一出
事，就是数百条鲜活生命的消失。
可以想象，若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者握有矿厂股份，即使没有采矿证和工商执照，矿主一样可我行我素；若负责审批的警察参与经营，即使证照不全，雷管、炸药一样能源源输入；若地方行政官员在经营中分得一勺羹，凭着一纸批文，监督机构将失去制约之效。
现实远比想象冷酷。矿难发生两个月前，无证经营的大兴煤矿顺利获颁“安全生产许可证”；相邻的福胜煤矿出事后，大兴煤矿被责令停业整顿，却依然经营运转；炸药、雷管等国家专管物品，在兴宁地区几次矿难中，屡次扮演“生死符”角色……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当然有理由质疑，事故发生之前，监管者哪儿去了？主管官员哪儿去了？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丑陋交易？15亿元浮出水面，逐步验证了关于幕后“权钱交易”的疑问，也引发出更多追问：这些钱由谁出资？来自何方？以做何用？出资人身居何位？有何利害关系？生产盈利如何？如何分红？以何形式？入谁账户？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千头万绪、盘根错节，涉及复杂的人际往来和资金关系。
查清幕后资金，难在何处？
非法煤矿既无审批，亦无备案，账目十分混乱，无法顺利厘清资金流向。官员投资煤矿，往往凭借掌控某一要害环节的实力，钱既然投出去，就不怕矿主不兑现。因此，投资多为口头协议，很少书面证据。即使质证，往往只能依赖当事人口供。
相关人员资金来源复杂，无法简单概括。就以那投资2900万元的警察为例，这2900万，自然不是其劳动所得，既可能是凭利益交换所获贿款，也可能是从亲戚、朋友处筹措的巨资，再利用特殊身份，玩弄以权生钱的把戏。一直以来，涉案官员都存有这样的心理，他们认为，地方上有“保护伞”罩着，又无直接凭证，即使事发，只要推卸责任，不过落个玩忽职守的罪名。深究其经济问题，若能缄默不言，顶多以“巨额资产来历不明罪”处理。
大兴煤矿，只是中国千百个非法煤矿的小小缩影，这些大小煤矿，依托国家公权与私人暴利的交换苟延残喘，矿工的生命却被逐一吞噬。查清大兴煤矿幕后循环涌动的黑色资金流，将为今后整顿其他煤矿的资金问题，深究相关人员责任，提供有益的经验。因此，即便困难重重，调查部门仍必须以超常的决心、耐心与细心，条分缕析，还原真相，给公众一个说法。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调查组负责人曾激动地表示：“对非法开采小煤矿的人，要让他们倾家荡产。”对那些公器私用，以权牟利的公务人员，更应该追缴贿款，没收所得，让他们也尝尝得不偿失、倾家荡产的滋味。
《市场报》 (2005年08月19日 第八版)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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