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处置：制度襁褓中的市场化

　　就在

汇达公司成立后不久，有关部门将在今年年末或明年年初选择4家资产管理公司中的一家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同时，在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召开的年中工作会议上，“投资银行”再次成为关键词，华融、东方等均以不同方式表示未来欲转型为投资银行。这些市场化动作频频亮相的同时，资产管理公司本身及其外在环境的制度性因素却似一层襁褓，裹住了市场化的脚步。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与市场化脚步加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不良贷款“明降暗升”探源

　　如果剔除掉政策性剥离因素，今年6月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94.8亿元

　　我国的AMC(资产管理公司)最早成立于1999年，当时成立华融、东方、信达、

长城这4家AMC，主要目的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2004年，重庆创造性地成立了全国首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渝富资产管理公司，解开了667户企业的债务“死结”，创立了地方国企债务重组新模式。随后，江西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今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成立了汇达公司，专门接收并管理和处置其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汇达、四大AMC和地方AMC所处置的不良资产种类各有侧重，业务范围交叉不大，我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呈现出新的格局。

　　在新格局初显之时，有关部门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意欲加大力度引进外来资本，促使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中国银监会“不良资产交易监管机制”课题组日前发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交易监管研究》报告明确建议，“引进国有资本之外的投资者，包括具有丰富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的国外战略投资者”。周小川也在7月13日的“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表示，在培育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方面，“需要吸引私人的、外资的处置者进入市场”。

　　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明降暗升”。

　　7月26日银监会公布的2005年二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主要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1637.3亿元，比年初减少5545.2亿元。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5616.2亿元，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5.45个百分点。但如果剔除掉工行通过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6340亿元不良贷款这一因素，今年6月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94.8亿元；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23.8亿元。

　　事实上，从2003年底以来，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大幅下降无不与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处置有关。从2003年底中行和建行股改前夕到今年6月底三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财务重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每个季度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都会比年初“双降”，但如果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是下降了9033.3亿元，而是增加了1156.7亿元。

　　另外，像民生银行、广发银行，近三年的贷款额也是迅速扩张，有的增长额甚至超过了50%，这样的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有可能出现大量不良贷款。

　　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良贷款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政策性因素所致，有关部门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考虑，加大投资力度，种种原因导致最后成为不良资产。例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财政与弱金融”的格局下，人民银行将大量专项贷款直接发放给国有工业企业，用于支持“三线”企业、“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及经济特区开发。这当中有部分就转化为现在广东、海南的房地产，难以再收回。二是由道德风险所致。例如一个人用几十万去贿赂某银行的信贷主任，银行便贷给他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此人成立几个公司，互相担保，用同样的方法贷得更多的贷款，最后将钱转移到境外，让公司倒闭，自己出国，银行的贷款就成为坏账。从根源上说，这正是利用了制度上的漏洞。

　　正如同周小川所指出的，如果把历史遗留下来的、特别是政企不分阶段遗留下来的包袱剥离出来，不能使微观金融机构强健化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那么对政府来讲，只是把风险从“左口袋”装到“右口袋”。

　　如果不能堵住制度漏洞，从源头上减少不良资产的再生，那么，资产管理公司所做的事情不过和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断将巨石从山脚推上山顶一样，引入再多的市场主体又有什么意义？

　　四大AMC转型困惑

　　巨大的市场份额面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和低效率对比于国外投资机构的高收益和觊觎，更显出加快市场化和完善相关机制的重要性、迫切性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规定的存续期限只有10年。现在这个期限已经取消，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都在谋求商业化转型，试图转为投资银行或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

　　这种努力在2004年3月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当时，资产管理公司获准使用自有资金对确有升值潜力的不良资产适当追加投资、获准开展商业性委托和商业化收购处置不良资产、以及使用资本金进行国债投资。

　　今年8月，有消息称有关部门将于今年年末或明年年初在4家资产管理公司中选择一家开始股份制改造试点，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

　　而在最近各个资产管理公司召开的年中会议上，“投资银行”又再一次成为关键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称，华融公司的长期目标是“努力向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核心竞争力的、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银行方向发展”。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新任总裁梅兴保也表示，要“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战略转型，把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办成‘以经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兼具投资银行功能’的现代金融企业”。

　　但记者欲采访转型投行一事却不太顺利。记者联系华融始终未果，只从其网站上了解到，华融的证券承销业务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上市公司的债务重组工作也较有成效。又联系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王金康总经理，他却向记者表示，这个事情刚刚在做，还在起步阶段，等过一阵比较成熟了再说。

　　这种谨慎或许是可以理解的。身处转型困境中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正面对着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你们够专业吗？二是你们效率够高吗？

　　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度的审计结果，共查出高达715.49亿元的各类涉案线索金额，占审计抽查总额的13%，并暴露出其存在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等问题。

　　一边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权谋私，另一边却是其不良资产处置率、现金回收率“双低”。银监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6月末,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累计处置不良资产7174.2亿元，进度为51.24%，累计回收现金1484.6亿元，只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0.69%。这与它们成立时财政部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当时财政部规定，2006年为处理四大国有银行政策性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最后期限。

　　另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却是，国际投资银行巨头，诸如高盛公司等，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回报率超过300%。

　　专家号脉完善制度建设

　　我国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垄断，缺乏竞争，二级市场信息流通不畅，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有限，中介机构少，交易手段和交易品种缺乏，降低了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和效益

　　因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专业水准和效率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其转型投行的想法并不被看好。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认为，资产管理公司资本金太脆弱，不足以成为投资银行，他建议今后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朝着金融服务的方向发展，参与做评级等业务。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研究员则坦率地指出，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为投行可能比问题券商的业绩更差，最好的方式是退出市场，这样社会所承担的成本会低些。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导汪康懋教授告诉记者，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性非常强，除了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外，如何给不良资产定价，如何将不良资产中有含金量的部分分拆出来，如何进行新的搭配、打包等等，这些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需要丰富的投行经验。这方面国外有的机构做得很成功，而目前国内还没有哪家能做得很好。所以很多外资愿意接手我国的不良资产，他们能够通过专业化的处置获得很高的回报。

　　日前，有关机构公布的对40家著名外国投资机构所做的“2004年中国不良资产投资者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1至3年内每年投资5100万至2.5亿美元收购中国的不良资产，而且都为中国不良资产市场预留了庞大资金。调查估计，这部分预留的资金将达100亿至150亿美元。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规模庞大，估计约有5000亿美元，如果平均处置收益率为20%至30%，回收额将达1000亿至1500亿美元。

　　巨大的市场份额面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和低效率对比于国外投资机构的高收益和觊觎，更显出加快市场化和完善相关机制的重要性、迫切性。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要实现不良资产处置的高效率和高流动，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一级批发商、二级分销商和众多的最终投资者。虽然我国已经加快了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化的步伐，但是现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北京恒丰美林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强认为，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不良资产批发与交易市场。一级市场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垄断，缺乏必要的竞争，而二级市场信息流通不畅，市场的交易主体数量有限，中介机构少，交易手段和交易品种缺乏，降低了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和效益。

　　华东师范大学远东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博导潘英丽教授向记者表示，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化是一个大方向，但是我国现有的监管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立法、司法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陷，不能保护和支持有效的交易行为。因此必须及时完善这些能够促进和保障市场化顺利进行的制度，不让它们拖市场化的后腿。

　　汪康懋教授则对此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加快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专业人才的机制，启用有丰富投行经验的人，尽快培养出相关的专业人才。对于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可实行分级监管，即经营状况越好的机构对其的监管越松，反之越紧。同时，可要求他们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对违规人员加重处罚力度。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8月19日 第五版)

　　作者：本报记者　徐海慧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