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会与以色列启示

　　以色列纪行（六）本报记者 车海刚

　　6月20日下午，在耶路撒冷老城著名的“哭墙”，我们遇到一群活泼的以色列少年。孩子们显然对我的东方面孔很感兴趣，围着我问这问那，并要求为他们拍照。当得知记者来自中国时，其中一个领头的男孩冒出一句让我不知如何作答的话：“Ｙ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ｉｓｖｅｒｙｇｏｏｄ！（你们中国的足球很棒！）”我一时搞不清这 是一种揶揄，还是发自内心的赞美（那几天正在举行世青赛，中国队的表现还不错）。直到后来，孩子们又转换话题大谈起姚明，临了还很认真地问我“咱们现在是好朋友了吗”，我才确信他们真地对中国怀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

　　中国人在以色列，很容易体会到这种亲切感。这里的东亚人不多，我们走在大街上的“回头率”很高，虽然偶尔会有被当成日本人的尴尬，但一旦对方听说你是中国人，往往会显露出格外的热情，有的还会用中文说一句“你好”。

　　有人将这种情谊追溯到“二战”期间中国为犹太人提供的庇护，我没有就这一点向以色列朋友求证。但中以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和融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对以色列商界、学界以及政界人士的采访中，记者无数次听他们提起“华为”这个名字。虽然评价不一，但这家中国民营公司在以色列的动作无疑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如果说姚明受到以色列孩子喜爱具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华为在以色列的声名远播则折射出中以两国经贸往来的加深。

　　就像我们屡屡从欧美国家那里听到的一样，以色列人现在也很热衷于谈论“中国机会”。

　　以色列副总理兼工贸部长埃胡德·奥尔默特对记者表示，以色列同中国的年贸易额可以在3－4年内达到50亿美元。他这么说的背景是，2004年以中两国的贸易额已达22亿美元，比1992年刚建交时增长了40多倍。中国目前是以色列在东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以色列今后将重点拓展的四个贸易对象国之一。

　　以色列驻华使馆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以色列对中国出口额为14．19亿美元，主要包括电信及信息技术、农业科技、

医疗设备等；以色列从中国的进口额为7．96亿美元。在以色列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导游张先生说：“现在根本无法想像，没有中国的日用品会是什么样子。”记者特别留意了特拉维夫大商场里的货品，其中的服装、玩具等大都是中国制造。据了解，中国对以出口结构近几年已开始由低科技含量产品转向更多的高端产品。

　　在奥尔默特看来，今后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仍相当广泛，潜力也很巨大，“如果能把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和以色列的研发能力结合起来，那将十分可观。”

　　企业家们更是对进军中国表现出浓厚兴趣，有的已付诸行动。以色列最大的制药企业ＴＥＶＡ，是世界五大跨国药企之一，2004年在纳斯达克排名第11位。ＴＥＶＡ集团公司副总裁ＡｍｉｒＥｌｓｔｅｉｎ告诉记者：“公司高层在6个月前决定介入中国市场。”“6个月来，我到中国去了三趟。”

　　据介绍，ＴＥＶＡ已与中方合资在天津开办了一家药厂，并设有研发中心。Ｅｌｓｔｅｉｎ说，他们短期内关注的是在中国的销售和生产，但长远目标是把中国建成ＴＥＶＡ重要的研发基地，特别是在生物制药领域。

　　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之父”ＵｚｉａＧａｌｉｌ说，他旗下的企业已与中国建立了广泛联系，合作伙伴包括和记黄埔、深圳创投、清华大学等。他说，他们的工作重心正由香港转向中国内地。

　　以色列最大的海水淡化企业ＩＤＥ、太阳能设备制造商ＳＯＬＥＬ，则从中国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中看到了机会，前者正与大连方面洽谈合作，后者刚刚接待了来自南京和拉萨的两批中国考察团。

　　不仅是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一些中小企业甚至萌芽公司也把视线投向了中国。生产楼宇救援系统的Ｅｓｃａｐｅ，就与记者探讨了

北京奥运可能存在的商机。

　　同样被中国市场吸引的还有以色列的风险

投资商们。Ｉｎｆｉｎｉｔｙ风险投资公司已将数码产品生产商ＳｈｅｌｌＣａｓｅ的生产从以色列迁到中国，因为“世界的数码产品生产中心正由日、韩向中国转移”。今年4月，Ｉｎｆｉｎｉｔｙ又在苏州设立了中外合作“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成为首家将以色列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引入中国的公司。

　　Ｖｅｒｔｅｘ风险基金是中国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投资方。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继新加坡和日本之后另一重要的亚洲合作伙伴，并能超越美、欧市场。

　　对于总人口还不及北京一半的以色列来说，“如果你不能成为全球的公司，你就什么都不是”，ＴＥＶＡ副总裁Ｅｌｓｔｅｉｎ的这句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以色列企业家的想法。而中国天文数字般的人口所蕴藏的购买力和生产能力，其诱惑之大可想而知。

　　不过，摆在淘金者面前的并非只有机会。“中国实行开放和以中建交后，以色列人认为可以做很多事情，后来才发现，打开中国市场需要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以色列出口和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ＹａｉｒＯｆｅｋ说，“就算你懂得进入美国和欧洲的办法，却不见得知道如何进入中国。”

　　1988年以来多次到过中国的ＹａｅｌＥｉｎａｖ女士，对中以两国的商业文化差异感受很深，她举例说：“以色列人很难理解‘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正像中国人难以理解以色列人的急躁和直来直去一样。”为此，Ｅｉｎａｖ与Ｉｎｆｉｎｉｔｙ风险投资公司的高哲铭一起，创立了一家叫做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ｗａｙ的公司，帮助以色列企业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并指导他们怎样同中国人做生意。

　　不少接受采访的以色列企业都提到了知识产权问题。大型高科技集团ＲＡＤ数据通信公司与华为等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这其实是它时隔多年之后重返中国。ＲＡＤ总裁ＺｏｈａｒＺｉｓａｐｅｌ告诉记者，早在1990年他们就开始与中国接触，是最早开拓中国市场的以色列企业之一，1999年中国曾是ＲＡ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后来出现了一些公司侵害其知识产权的现象，“我们就退出了中国市场”。ＴＥＶＡ、ＳＯＬＥＬ等公司的负责人也对记者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健全是他们来华投资面临的一个挑战。

　　相对于以色列各界人士的“中国情结”，作为来自中国的记者，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能从以色列“带”回些什么。

　　身处以色列，一个十分突出的体会是：同以色列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相比，我们对以色列却存在着颇多“误读”。战乱、爆炸、动荡不安，这大概是多数中国人脑海里的以色列素描。实际上，以色列固然是全世界战火和恐怖事件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但这毕竟只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我们更多目睹到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特殊情势下仍能保有的那份自由和恬淡。

　　至于以色列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更知之甚少，许多印象都是滞后的——当我们醉心于以色列的滴灌农业时，他们已在通往高科技产业强国的道路上奔跑；当我们热烈探讨基布兹的成功时，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浪潮正席卷以色列……

　　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解读以色列，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中以虽然远隔万里，“体量”上也相差悬殊，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又是那么明显：都是历史悠久而又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民族；近现代史上都有被强权欺凌的苦难遭遇；新中国与以色列几乎同时建国，之后都有过一段豪情万丈的理想主义岁月；两国都曾拥有高度集中的国有经济，如今又都在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和转型。

　　回国后，记者一直试图探究以色列模式对于现实中国的启迪意义，比如，他们如何在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民营化改革中妥善地维护公正与公平？他们的政府又怎样在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同时恪守自己的“本分”？

　　坦率地说，短短五天走马观花式的访问，很难把这个神奇的国度了解透彻。我只能把所见所闻尽可能全面地传递给读者，也把更多的思考留给大家。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