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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摘自电视专题片《卢作孚1938》
1938年秋，民生轮船公司用22艘轮船和征用的860只木船，冒着日机轰炸，用40天时间，赶在枯水期前，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工业物资和3万人员抢运入川。亲历这一壮举的著名学者晏阳初称，“这是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二战初期，在德军闪电战攻击下，英法联军33万人从法国港口敦刻尔克经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为二战反攻保留下有生力量。宜昌大撤退，则保住了抗战中国的工业命脉。如果说敦刻尔克是依靠两个国家的力量和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那么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轮船公司。
抗命
1938年9月底，武汉的最后一道屏障———田家镇要塞陷落，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并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城内老百姓。大批人流、物流就此涌向宜昌。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是长江航线上的重要转运港。自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到10月底，原本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10月23日刚刚到达宜昌。半个多月前，他设法拒绝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此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战救亡。卢作孚一到宜昌，看到满目的混乱局面，满街是人员，满地是物资。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的人，请客、交涉、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请客，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并于第二天清晨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从宜昌起航，船上除了亟待抢运的物资外，还有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史料记载，“当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奇迹
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艘船运载量只有200至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然而从10月下旬算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同时，由于中国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地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卢作孚的计划是：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奉节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这就是著名的“三段航行”计划。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卢作孚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卢作孚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卢作孚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开始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宁静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设备物资已被全部运走，人员也被撤运一空，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结束了！
国脉所系
此后，卢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机构继续运送西迁的难民和入川的物资。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在这场艰苦的大撤退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2004年，央视某期《东方时空》专题节目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宜昌大撤退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种种事业随之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和远东抗战的中心。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日提供了经济支持。常风
卢作孚其人
卢作孚早年曾主张“教育救国”，积极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夭折。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建设现代化的海陆空军、现代铁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现代的矿山、工厂、现代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公司总事务所设在合川县药王庙内，简陋狭窄，破烂不堪。有职工45人，岸上职工仅7人，工薪极低，总经理卢作孚本人每月仅30元，助理15元，其余10元，岸上7人的薪金总额只相当于其它轮船一个大副的薪金。但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至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应接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职工增至164人。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后，卢作孚在全国首先提出公私合营的方案，并为中央采纳，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1952年，民生公司作为现在的长江轮船总公司的前身退出了历史舞台。卢作孚一生简朴。他将公司经营的盈利全部用来再发展，自己只在公司按月领取一份工薪。但他却被诬腐蚀贿赂干部。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忧愤中自尽，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消息传出，毛泽东、周恩来、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深表惋惜。毛泽东曾称赞卢作孚是我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中共中央赞许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Robby／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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