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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31年日本人的炮火在东北大地的肆虐，一场如火如荼的抵制日货行动也以上海为中心在华夏大地水银泻地般铺开。
“与日经济永远绝交”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直接目的就是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占领中国广大的市场。
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制裁，显然是一招“杀手”。早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上海反日援侨会就向各地商会发出倡议，对日本帝国主义永远经济绝交。“九·一八”事变后，对日经济绝交，自觉抵制日货，更是成为上海工商界抗日救亡的一项重要举措。1931年9月28日，上海市商会召开临时会员代表大会，重点讨论了对日经济绝交的问题。到会的会员宣誓永远不再买卖日货，并决定发出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的通告。通告这样写到：“以日要肆毒中土，称兵踞地，凶焰所及，愈接愈厉，急宜彻底对日永远经济绝交，如再有对日私行买卖者，一经查明，即由人民严行制裁在案”，并警告说，“务希服从公议，一律切实遵守，倘若再阳奉阴违者，无异自甘覆亡，与国为仇，必为举国之公敌。”其时对日经济绝交的范围包括：（1）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2）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3）不乘日轮，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不起卸日货；（4）拒用日本银行钞票，提取日本银行存款，对日本银行停止收解；（5）不为日本人工作；（6）不雇日本人；（7）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8）不接待日本人。
“务使日货尽绝根苗”
对日经济绝交，禁止日货买卖，牵涉到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面广量大，非常复杂，单凭一时的抗日激情和有限人员的努力，很难全面奏效。尤其是租界，其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使商会对设在那里的工商企业很难直接干预。因此，在商会关于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的通告公布后，租界的市面依然是“仇货充斥，触目皆是，民众报告举发之件，盈千累百”。为此，市商会致函各业同业公会，请“从速组织检查团体，务使仇货尽绝根苗，借申民愤”。同时还有两则重要公告也见于上海报端：其一规定各日商洋行的中国买办，自登报日起，限3日内退出该洋行，并来救国会登记，否则一经查出，以卖国论罪。原有买办退出后，不准任何华人前往接替。其二，针对一些商店将日货与国货混装偷运，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如再有混装者，一经查获，无论国货日货，一律扣留，决不宽纵。在商会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组织下，工商界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投入了对日经济绝交的斗争行列。9月22日，国货工厂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与日经济绝交，各工厂全部解雇日本技师，另聘中国技师。9月23日，华商纱厂同业工会召开执委会，作出决定：所有的会员厂，买进或卖出日纱定货，除10月1日已结价外，所订书面或口头契约，一律勾销。精练业也决定：今后永远不进日货。棉布业公会自动揭发检举私贩日货的两家同业，并将奸商和日货一并送交抗日会处置。在上海各界人民抗日激情的感召下，同时也慑于救国会公告的威力，10月上旬，在大阪公司、日清公司、三井银行、住友银行、三菱银行、日邮会社、大阪汽船会社等日资洋行就职的买办，纷纷自动登报辞职。据统计，1930年，上海每月进口货物总值的29%是日本商品，到1931年底，日货只占3%。日清公司的所有船舶停航。到11月底，上海80%以上的日资工厂关闭。抵制日货行动初见成功。（Robby／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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