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义平
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曾经是人们选择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理论依据，然而纵观历史，放眼当代，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缺少先天的资源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由于资源缺乏而被迫在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的过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增长模式技术含量更高，效果更佳。
一、资源约束改变是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重要杠杆
大量事实说明，只要制度本身具有激励性，资源短缺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杠杆。
1．资源约束的改变使得最初的粗放经营转向了集约经营
马克思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的典型案例。人们最初所以会选择粗放经营，是因为土地并不稀缺，土地的产权也没有最终确定。马克思写到：“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的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完全无需使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马克思举例说，在西部大草原进行耕种之所以能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需花费什么，或者只花很少的费用。这就是说，在给定的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选择粗放经营是理性的。
然而，粗放经营毕竟向集约经营转化了，转化的原因正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是稀缺的土地资源逼迫的结果。作为土地资源稀缺的第一反应是土地所有权的确立。马克思指出，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方式下，“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几乎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种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紧接着是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化，“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会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因素”。换言之，此时的资源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土地稀缺了，资本和技术却相对充裕，资本和技术可以替代土地的稀缺。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稀缺的瓶颈，经济增长模式转化了：由粗放经营转向了集约经营。
2．资源约束变化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导致了西欧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大相径庭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18世纪以前西欧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抵相当。18世纪以后的发展却大相径庭，其原因就在于西欧在资源逼迫之下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后者则依然固守着劳动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
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ｏｍｅｒａｎｚ）的研究，直至1750年前后，东亚和西欧的发展模式均为劳动密集。“有很多迹象表明，欧洲有许多富裕地区已经走上了一条较为劳动密集的道路，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才扭转了那条道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已有的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急剧断裂？彭慕兰认为是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这两者的利用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如此的资源约束条件迫使西欧在技术创新中出现了对节约劳动的强调，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节约劳动的发明中，而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几乎不需要考虑劳动力的节约。“这个独一无二的西欧需要减少昂贵的劳动力的使用，于是历史前进了，最后导致了机器和现代化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同时其他社会则更感兴趣寻找能够节约土地、资本或某些具体的稀缺资源的创新。所以欧洲人并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促使他们的努力走上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方向”。
西欧与东亚，包括中国的最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所以能够导致后来经济发展的大相径庭，在于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风格和功能的不同。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基本风格是技术创新，追求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着力于人的素质的提高，进而把知识、技术本身作为商品，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并且大规模的应用于经济实践，从而使产业结构不断提升。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劳动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以人口众多，而不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为前提，是一种着重于经济总量而并非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人均增长量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其总量的增加也是靠更多的劳动投入量而不是生产力的质的突破。东亚因为拥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最后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西欧没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被迫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最初的变化导致了后来的始料未及的差异。
3．资源约束改变与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现代证明
在当代，不具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依然在于资源状况逼迫他们选择了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迈克尔·波特的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全书所论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资源短缺逼迫了经济增长模式的提升。他通过对10个国家、多个产业的全方位的分析，认为当历史前进到当代的时候，一国、一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在于自然资源等低级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于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竞争优势。波特的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资源逼迫与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现代证明。
波特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理不能解释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处于不利状态下的区域或国家为什么能变不利为有利，成为竞争中的佼佼者。例如，谁能想象黄沙漫天的以色列，反倒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技术相当发达。荷兰常年低温、湿寒，似乎并不适合花卉的生产和出口，这样的条件反倒造就了荷兰的养花技术。波特的结论是，不利的资源约束条件，逼迫着人们以技术创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反倒创造了新的优势。
那么，为什么以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为依据的经济发展战略曾经得到比较一致的认同呢？波特的结论是18、19世纪的产业比较粗糙，当历史发展到当代的时候，产业已经相当精细，其技术含量日益提高。支撑粗糙性产业的是包括天然资源、气温、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等初级生产要素，这是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内涵。支撑精细性产业的是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如电脑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各大学和研究所等。初级生产要素是天然的，是被动继承的，因而是有限的，高级生产要素是通过教育和投资获得的，因而是无限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高级生产要素无限的创造力、扩张力是初级生产要素所无法比拟的。波特写道：“一般型、初级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如本地原料或半技术型人工）通常会被创新流程所取代。生产自动化将使人工无用武之地，而新材料更将取代传统资源的优势。此外，创新通常也有降低成本的效果。它所形成的高级生产要素对降低产品的不良率、提升产品质量方面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于是，拥有初级生产要素的只是低层次的竞争优势，拥有高级生产要素的才是高层次的竞争优势。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使得那些没有传统的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以上三个案例说明，确实存在着在资源约束不利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被迫选择了技术含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模式，反而达到了更好的经济效果的现象。这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实际上，仅仅认为资源约束不利就可以逼迫选择技术含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够的，我们同时注意到，三个案例背后都有着具有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具有激励性的制度安排表现为土地产权的确立。产权是具有激励性的制度安排的核心。土地产权的确立首先意味着随意地占有土地已经不再可能，想进一步提高效率只能选择在已经拥有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其次也说明，土地的经营效果已经与其所有者的命运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彭慕兰同样注意到了促使西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问题，认为在当时的西欧产生了据说比别的地方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这就是市场机制和财产所有权制度。波特也特别强调高层次竞争优势背后的制度安排。他指出，国家优势的核心是“发明”和“企业家”。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需要对发明创造的所有权的保护。他强调，发明创造的“机会的背后事实上是国家环境差异的结果。事实上，要预测哪一个公司或哪个人比较可能创新并不容易，还不如预测哪一个国家适合创新，比较实际可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彭慕兰、迈克尔·波特的不同论述里抽象出共同的东西，即据有激励性制度的核心因素是对产权、包括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
二、资源约束改变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启迪
陶醉于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和在资源逼迫下选择了着重于技术含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不同发展效果这一事实，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富启发意义。
1．充分认识时代背景的变化及“比较优势”原理的历史局限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如果说今天在发达国家彼此的经济交往中，还应当发挥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今天的比较优势含义已经与昔日大相径庭，更多的是指一国、一地区在某一方面具有的技术优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从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财富的结构和源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此，刘诗白教授深刻地指出：“知识和知识产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现代国民财富结构的变化，知识产品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传统物质产品比重下降。物质财富生产和知识财富生产并举和以知识促进物质生产，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知识经济的特征”。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便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发挥作用的条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
当对比较优势的利弊分析，从理论的层面进入到实践的层面的时候，迈克尔·波特的论述颇为一针见血。他说：“以劳动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必须是资金周转率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障碍不高，所以是许多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同时也引进了许多竞争者（以及许多产能的投入）。当越来越多的新手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他们随即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逝之外，还因为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波特强调，“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进入这种陷阱。他们几乎一窝蜂地在生产成本与价格上竞争，其开发计划更是以成本导向的新产业为基础，无法逃脱生产成本的限制。因此，这类国家时时处在失去竞争力的威胁中，年复一年、面临薪水与周转的问题。他们有限的利润完全得仰仗国际经济的波动”。这就是当代国际竞争态势的现实而真实的写照。据此，我们必须从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竞争的特征出发，全面认识传统的比较优势的利弊优劣。
2．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应当适时而主动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自然要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相当积累的时候，就应当及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日本企业能够在许多产业中保持竞争优势，是因为日本在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发展自动化，适时的提升了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发达地区最初的经济发展也是以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基点的。我们得到了发展，赢得了积累，但随之而来的是产品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甚至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中核心的知识产权并不属于我们，只是用便宜的劳动力进行成熟的工艺序列的简单加工。利润中的大部分分配给了知识产权，劳动加工只挣得相当低微的加工利润。在企业的国际并购中，我们用的是辛辛苦苦挣得的硬通货，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用得更多的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中，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下端。同样的，我们也曾经发挥并正在发挥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模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滥砍滥伐、竭泽而渔，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我们已经不能承受更大的环境代价。面对资源约束条件的这些变化，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当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验的时候，应当不失时机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模式的技术含量，把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这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当人民币升值以后，我们更应当不失时机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