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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公众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流通领域，其“市场化”究竟应该放开或控制到什么程度，政府的服务边界、责任边界和管理边界究竟应该设置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尽快地加以解决。
朱达志
猪链球菌病疫情在四川一些地区爆发后，各地百姓几乎“谈猪色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事——就像“非典”让我们想起要强化卫生防疫体系和应急机制建设一样，猪链球菌病疫情的突然出现，让我们反思这几年的生猪屠宰政策和具体做法，是否有值得检点的地方。
近日，新华网记者和中国食品报记者对天津市夏季猪肉市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该市一些区县，大量小型生猪屠宰厂经“合法审批”纷纷上马，以低质低价排挤大型定点屠宰企业。不仅造成生鲜猪肉市场的恶性竞争，而且给食品安全管理带来较大困难。（8月11日新华网天津频道讯）
那些小型屠宰厂由于缺乏监管，因此可以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从理论上说，小屠宰厂生产手段落后，技术力量差，要想“竞争”过大型、正规的生猪屠宰加工联合企业，惟有在货源、检疫……上“挖掘潜力”，这就难免出现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现象，于是低质低价成为必然。而由于普通消费者知情阙如，再加上贪图便宜的普遍心态，这些小厂产品很容易“占领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劣币岂能不驱逐良币，正规屠宰厂商怎么不望洋兴叹，“链球菌”们当然会乘虚而入……
怎么办？这就要检讨我们的政策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具体做法了。国家颁布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定点屠宰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统一规划，具体审查、挂牌则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完成。应该说，这一政策基本上是合理、可行的。但是一些地方在具体操作上，要么是省级政府未尽到法定职责，缺乏统一规划，或统一规划不科学难以执行，或对统一规划的执行督促不严；要么是市、县级政府擅自给自己扩权，或突破规划布点限制，随意增加定点，或变“具体审查”为“自行审批”，或对“属下”的小型屠宰企业在检疫等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地方政府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行政职责，强化市场监管，另一方面也要检讨我们的“市场化”政策，是否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像医疗卫生、国民教育、基本食品……这些跟公众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流通领域，其“市场化”究竟应该放开或控制到什么程度，政府的服务边界、责任边界和管理边界究竟应该设置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尽快地加以解决。
生猪屠宰厂遍地开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这一乱像，除了管理缺失、官员渎职、寻租谋私等方面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且根本的原因，就是“市场万能”观念在作祟。像猪肉这样的基本食品，其生产、加工是必须统一规划、严格监管和防疫的。让百姓吃到“放心肉”，是政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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