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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认识误区
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发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浪潮及其政治和经济后果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场思潮所依据的那些理论前提的可靠性。但是，当我们开始深入的进行这项理智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思考和追索的逻辑本身很自然的将我们的眼光集中于被这些理论前提所否弃的那些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
方面。这些基本方面就是哈耶克在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全能认识发起攻击的时候，同时也予以彻底否弃的社会生活领域的规律问题。
事实上，在哈耶克对于所谓人类的自负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他也使得后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信奉自由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生活和民族国家的认识过分简单化了，其结果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认为历史是人们依据自由的原则进行选择的结果，只不过这种选择是否导致成功的社会实践完全取决于进化论意义上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因此，在哈耶克那里，对于个体知识的倚重就如同对于个人自由的倚重一样重要，与此同时却彻底摒弃了普遍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在哈耶克那里，并没有解决抛弃全能知识之后的人的行动准则问题。尽管哈耶克承认诸如法律、制度和道德认识等等形式的规则存在，但是他更大意义上是将其视为某种习惯，而没有也不承认其背后的规律性问题。在这样的认识背景和知识结构内，哈耶克体系所遇到的一个基本的难局就是如何来解释发展和进步的可能性问题。我们知道，在哈耶克那里，这个问题是通过求助于自生自发的进化论过程予以解决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最后就被归之于这样一种自生自发的过程。在哈耶克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因此，当哈耶克用这种简单化的进化论思想来补充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其中所包含的认识错误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识破。
但是，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事实上也是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历史选择之一，并且这种选择在它的初期阶段受到了人民的集体拥护和欢迎。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会从起初只是极少数人掌握的思想和原则急剧转化为一度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并且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所以难以为继，只是在这个制度的内在逻辑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关系的协调之间达到不可调和的阶段才呈现出来的。因此，人们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创性，就如同人们不能否认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人类创新的智慧结晶一样。
退一步讲，假如社会主义之所以难以为继就是因为个人自由的丧失，假定这种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最好社会组织形式就是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那么，只要将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移入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似乎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国家的最佳选择或发展问题。人们看到，那些为前计划经济国家提供改革药方的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学者们在一开始恰恰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并没有完全继承哈耶克的整个思想体系，更没有用哈耶克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民族国家的制度转型。意识形态的需要使得迅速推进制度转型成为一种政治任务，而当这种政治任务同民族国家既得利益阶层的需要合为一体的时候，形势就必然急转直下了。
显而易见，哈耶克的后继者们在这里甚至于比哈耶克本人还要简单化。因为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在哈耶克那里，以个人自由选择和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是以渐渐的、长期的和自生自发的优胜劣汰过程作为补充的。因此，在他看来，能够成为社会最优组织形式的市场和民主制度，理论上也只能是长期进化和选择的结果，而不能一蹴而就。否则的话，哈耶克攻击社会主义全能认识是致命自负的观点就会反过来成为攻击他自己的利器。因为，在缺失了长期进化和自然淘汰的情况下，认定靠私有化和民主化的原则能够立竿见影解决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同样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同样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全能认识的翻版。
因此，不仅本书所特指的所谓规范理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甚至于在哈耶克那里就已经存在了。而导致这一系列认识误区的根源，恰恰就是哈耶克及其后继者在把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作为首要原则的同时，彻底的回避和否认了那些制约着这些自由和选择的社会规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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