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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的历史选择
我们已经在本章第一节中阐明了总体性问题如何内在的包含于民族国家发展这个总问题之中，在以下两章有关结构、结构化和重新结构化的叙述中，读者会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到总体性问题的必然性。本书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揭示事物的真理，或者用一种不那么“科学”的用语说，是为了揭示事物的客观性的存在。这些客观性的事物或存在，以及它们在一
定条件下的必然走向，构成民族国家旨在发展的努力不得不认真思索的社会科学问题。无论如何，民族国家在现时代的生存条件、历史处境及其所遭遇的全球化竞争，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民族国家必须格外小心的，按照事物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制约条件来进行政治选择。
从这种广泛的视野出发，人们就可以看到，当代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环境，不仅深刻的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政治选择，而且也深刻的影响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的思考方式，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民族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这种意识形态在推广自己理念和理想的同时虽然以一定的规范理论作为基础，但是这些规范理论的基础却是十分可疑的。从方法论上看，这种规范理论的幼稚之处十分明显，甚至于还停留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水平上。至于从整体上看，这种规范理论已经化为一种诉求。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它提出了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和内容，只要它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渲染转化为某种人们“必须”或者“应当”如此行事或照此行事的教条和教义，实际上就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将某种选择绝对化和伦理化。由于人类实践本质上的价值倾向和选择的多元性质，这种独断的教条式的强行推广，不仅不可能符合于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的内在要求，甚至于阻断了对于旨在发展的民族国家客观进程作科学分析和认识。可是，只有对于这种旨在发展的客观进程和一系列选择的客观走向进行认真的思考，民族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真正走上康庄大道。
因此，我必须一再重申先前曾经指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立场和观点或者逻辑的起点，会在根本上制约着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社会领域或社会现象结构的客观性和结构性变化的规律性与个人、集体和民族国家的选择性同时并存。但是这些选择所导致的社会的总体运动和发展走向却大相径庭。在民族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各种派别和政党都会打着民族国家的发展旗帜作为招牌，但是，选择本身的结构性制约告诉我们，只有在尊重民族国家内部演进的客观进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给民族国家的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
这种情况就如同在科学的早期和它的晚近时期进行比较一样，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必须尽快适应民族国家日益复杂化的历史和现实。在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和社会分层日趋复杂的今天，那种不问代价，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就随意放开搞活，以为让社会进入自发和自行其是的状态才能够促进发展和创新的观念和思想方式，必须彻底予以摒弃。不象那些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理论，我这里阐述的理论将会在根本上说明，为什么国家主导的并且可控的改革和发展在当代条件下会取得成功，而把政府说得一无是处或者根本不知道政府作用究竟为何物的幼稚观点必然会导致失误。
必须对民族国家的生存现实和历史制约性进行分析，为了加深这种认识，人们还有必要分析和认识历史上处于不同阶段的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区别都有哪些。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充分认识到，当今时代民族国家在进行战略选择和制定政策时科学依据的重要性。
冷战结束后的民族国家在走上制度转型的征程时，是从一个完整的结构化了的制度前提出发的。无论人们后来怎样评估其历史上的地位，有一个基本的估价是客观的。那就是，由于这个制度试图全方位的安排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并且通过无所不在的计划控制着人们的行为甚至思想，终究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与这种发展所依赖的个人创造性之间造成不可调和的对立。确实，这种制度是从某种高尚的社会理想出发的，这种理想旨在地球上消灭一切恶的观念、行为和影响，使得人类最终生活于某种我为人人和人人为我的大同社会中。并且，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这种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发展和自由构成其他人发展和自由的条件。然而事实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模式化实践以后，人们深深感到，由这种模式的结构化实践所带来的现实制度和社会结构，最终不仅离上述理想远景还极其遥远，它甚至于还不能在个人自由和从事创新实践的需要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之间达成基本的协调。在这里，计划制度及其社会结构整体表现为对于个人生活而言的强大控制，因而这种制度实践的最终的成熟形式竟然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形态，那就是，在这里，计划制度的存在以个人自由的丧失作为条件。而且，这种制度实践的客观逻辑走向也无例外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无所不在的组织对于个人生活的有计划的安排与控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仅离马克思设想的美好前景相去甚远，甚至于不能满足个人自由与社会关系相互依存和相互适应性这个社会发展得以持续下去的基本条件。因此，这个制度的成熟形态下个性所受到的普遍压抑与这种制度的合理性的丧失就成为迟早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另一种同时存在的制度模式实践中，由市场来自发调整企业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做法似乎拥有极大的生命力，并且这种生命力暂时还看不出有趋于萎缩的苗头。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首先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内部问题的积重难返，比如，日常生活用品的短缺致使凭票供给也难以为继，个人由于个性受压抑所导致的普遍的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渴望。在外部，则是这种制度实践所造成的整体竞争力的匮乏，以至于不能为自己的人民在日益繁荣和国家间商品、贸易和人员交换日益频繁的世界上赢得尊严和体面的生活。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种理想化的信念驱使下，这种制度实践本身所内生的频繁的和反复无常的革命运动。在这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所主导的革命运动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证明。毛泽东政治生涯后期的行为似乎越来越多的受到理想主义政治抱负的驱使，而他亲手缔造的整齐划一的计划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又为此提供了极好的实践他的革命理想的制度条件。随着晚年生活的到来，毛泽东对于他亲手缔造的国家社会生活同伟大理想和抱负之间的巨大差距越来越失去耐心。他的情绪越来越急躁。以至于完全背离现实主义的原则，甚至于希望在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结果自然是，这种伟大理想和抱负所驱使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运动，甚至于也违背了社会和经济生活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即必须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达成基本的协调，同时保持社会生活始终处于基本的规范作用状态下，否则，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破坏。而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在和平环境下社会行为失范因而导致生产力受到急剧破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现的一个失败的教训，竟然同用休克疗法来一揽子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问题的改革实践一模一样的思想方式，这便是用理想化的某种制度模式来套用于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社会行为失范，不考虑在以革命性的方式引入某种新的生活准则的时候，现存社会结构同个人相互作用的可能走向会与民族国家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实践就是从上述制度前提和历史制约环境下踏上征程的。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制度遗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制度实践在其结构化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其统一的原则和规范涉及到这种制度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的基本规范到经济和日常生活，从人们的行为方式直到受现实所制约的思想方式，从政治和上层建筑直到微观经济组织，从人们生活的基本动机直到教育和文化，从人们表面上不得不遵循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到那个社会条件下每个人不得不隐匿于内心独白的私欲和本能冲动，等等。换句话说，由这种制度实践所带来的制度遗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着强大的统一性规范作用的庞大制度和社会结构，因而是有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刚性的社会形态。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打算就地另起炉灶的时候，他们本来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国家利维坦的现实，必须明白从何处下手才能使得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必须清楚在拆除这座大厦的这块或那块砖头的时候，不至于发生整体的坍塌。
旨在发展的民族国家转型实践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的，换句话说，旨在发展的总体性安排就是在这种制度刚性的前提下开始的。经济学家们往往都自诩是这场实践竞技场的中心角色，殊不知，这场制度转型实践的根本乃在于从一开始就向既有的社会生活中引入了极不相同的生活原则，因此，由此所产生的连带反应，必然也是全方位的。
这样一种局面是所有转型国家必须面对的历史前提，所有的制度转型都不可能越过此前几十年所形成的国家利维坦，由于这种国家利维坦本身在结构上的统一性，由于它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存在的特性，因此，它首先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虽然并不符合人的正确的生存方式，但是却由于几十年的结构化原因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从事正常生产和生活的社会条件。否认这种生活方式的正当性是很容易的，但是倘若从实践上来改造这种生活方式，却远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至于通过革命性的方式来彻底颠覆这种制度模式并由此改变个人的命运，由于这种结构整体内部有着自身的逻辑秩序和变化规律，因此其结果并不是事先无法预测的。但是被炙热的革命情绪弄昏了头脑的人们在此时已经集体陷入了某种幻觉，尽管这种集体行动的后果所伤害的终归是大多数的人，而从中受益的从来只能是少数人。所有信奉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理论的人都盲目的相信这种新的制度能够摧毁旧的官僚制度并给与有了选举权的公民以真正的自由和选择。然而事实上在革命的气氛下，这种平民的政治选择基本上完全为一时兴起的非理性的情绪所左右。至于说到由于这种推到重来的革命所引发的国家利维坦资产的再分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型实践证明，几乎所有的国家的大多数选民都会被无情的边缘化。在这些国家，社会财富往往都是反常的迅速的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之所以说是反常的，乃是因为少数人这种财富积累几乎违背了资本运动历史上所有的合理性。但是，人们只要稍稍了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前提和政治选择的总体化效果，就会在事先逻辑的推导出来这种少数人暴富的必然结果。人们天真的以为，当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破的时候，民主就会到来，自由也会成为现实。事实上，当整个官僚系统重新洗牌的时候，官员们生活原则和生活态度的急剧变化才是最最可怕的。在革命前，这些人可能是巨大官僚机器中被动的执行者和应声虫，因此，这些人的执掌政权给社会带来的只是普遍的无奈和低迷。然而当这些人在制度坍塌的时候成为财富的掠夺者的时候，他们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则是财富和道德的双重损害。这里还没有计算由此导致的重新结构化走向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后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俄罗斯大多数暴富的财阀本人往往就是先前的的政府部长、官员、共青团领导或者工厂厂长。只不过这些人所带来的，并非是原教旨主义经济学说所鼓吹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掠夺和偷盗式的黑社会经济。
我们这里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本意在于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激进的私有化改革，由于方式方法的问题，反倒是造就了与市场自由竞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的偷盗和掠夺经济。主张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如何来解释这种想象呢？事实上，在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不可能对此予以合理解释的。这个问题的解法只能存在于有关转型经济体的转型过程分析中，因而存在于对于转型行为、政策及其实施在同既有制度整体发生激烈碰撞时的相互作用后果中。
事实上，转型越是激烈，越是以革命性的方式展开，重新结构化过程所导致的扭曲和变态就越是明显，而总体社会发展和经济绩效就越差。这个结论事实上很容易就从结构和重新结构化的原理中推导出来，而这些又必然同民族国家在解决发展问题时的总体性特征紧密相关。因此，事情越是进一步展开，我们的论说越是深入，人们就会越加认识到原教旨主义学说的荒谬性及其在付诸于民族国家社会实践时的危害性。而恰恰在此分析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转型学说或者转型经济学的真理。这种转型经济学真理的发现又会反过来暴露意识形态教义十足的粗陋和低级性质。
从经济的角度说，转型国家在走向市场化的途中倘若不考虑新的国家生活原则同制度惯性之间的一系列复杂作用，不考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不可避免的总体性，不考虑在引入竞争的同时保证资本形成和运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那么，非但不可能给与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带来积极的后果，反而会造成在制度和人性等等一系列方面的严重扭曲。这种扭曲恰恰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在分析中国为什么比俄罗斯吸引了多得多的外国投资的时候，人们应当更多的考虑两国之间由于重新结构化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构性差异，这种结构性差异不仅反映在两国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同时也集中反映在两国企业生态的差别中。对比之下人们不得不承认，虽然一步到位的私有化表面上更彻底，但是其真实后果却背离了资本运动的正常形态。而渐进式的改革由于照顾到了各方面的适应性和资本形成的正当性合理性，因此，更容易融入现代市场体系。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本书的后面还会予以深入的论证与分析，那就是，激进的或革命性的转型与渐进式转型的本质区别并非在于速度本身，甚至于也不在于形式上是否更彻底，而恰恰在于只有后者才真正合乎转型过程的真理，合乎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一种新的制度选择如果不能带来普遍的经济绩效并使社会总体及大多数人从中受益，那么，它就是失败的。一蹴而就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抽象移植由于必然导致形形色色的扭曲，因此，不仅不符合民族国家发展的目标，也与建立能够促进发展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相去甚远，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于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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