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性概念
从本章开始，我们将开始直面民族国家发展问题的正面论述。在开始之前，有必要给与总体性概念一个初步的解说。
所谓问题的总体性是从民族国家发展的总问题直接引出来的。只要承认存在民族国家
总的发展问题，那么，就必然会引出该问题的总体性问题。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逻辑上讲，这都是一种必然的延伸。但是，在国家和民权这些概念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歪曲和扭曲的今天，为了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似乎亟需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
所有那些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主要的矛头似乎都指向国家这一概念。究其原因，大概还是由于冷战时期前社会主义体制在动用国家的组织能力方面所留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哈耶克那部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写作动机就正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人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一同倒了。这样的比喻也许不尽妥当。但是，把国家的作用置于“守夜人”的地位本身，就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历史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那里，政府作为国家的实际代表，遭受到的非难最多，导致人们对于国家概念和功能认识上的混乱也最多。本来，在原教旨主义经济学说所谈论的经济领域内，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怎样安排才能符合民族国家经济生活的现实，才能在最大限度调动市场自动协调功能的同时，避免由于市场无序或无法无天而导致对于经济的破坏，是一个需要根据各个不同民族国家的特点和形势进行具体判断的事情。但是，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说那里，由于冷战时期所培养起来的深恶痛绝情绪的惯性作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完完全全被意识形态化了。对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多数情况下已经彻底偏离了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更不用说偏离了民族国家在现时代的环境下怎样行动才能保持最优选择的问题。如果在貌似科学的“守夜人”概念之外再赋予所谓民主选择或民意以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国家的作用随时都可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而这一点也恰恰可以为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服务，随时随地调动民意或反对派的力量，甚至于不惜通过违宪的方式达到政府更迭的目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似乎更欢迎一个随时随地处于纷争中的弱势政府，因为这更容易冠冕堂皇的利用民意来随时予以更迭，尽管所谓的民主选举在缺少传统的转型期国家有时候更像闹剧，有时候则是无法无天的少数人所为。
在我行文至此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发生了政权的更迭。阿卡耶夫总统本人逃离了他的国家。直到离开他的岗位之前不久，阿卡耶夫还向手下发誓，不愿采取武力对待反对派的政变，尽管这次政变采取的手段完全是违宪的，暴力的。反对派在国家的一系列退让面前并未选择和解，而是用蜂拥而来的示威和棍棒最后占领了阿卡耶夫的总统办公室。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很难断定，但是，很有可能又将陷入乱哄哄的争执和纷争之中。评论家往往把政变得手的原因归诸于阿卡耶夫治理经济无方和家族腐败。这回他们没有指责阿卡耶夫本人的政治立场和历史。因为阿卡耶夫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并且不属于前苏联的官方人物。但是，类似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中亚小国，由于其从前苏联脱胎出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腐败问题本身完全属于这个国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很难指望新的领导人会彻底改变这种状况。问题在于，当这个国家人们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政治角逐的时候，在现阶段给它的人民和国家带来的，只能是再度的混乱，该国经济的发展又会再度受到深度的负面影响。比如，新的政府还立足未稳，据说大规模自发的圈地运动已经在比什凯克的周边地区无法无天的展开了。但是这种情况符合试图在中亚插一脚的美国政府的战略利益，所以美国政府为此不惜违背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以金钱支持等手段鼓动和支持反对派不惜采取非法手段推翻现存政府。来自美联社的消息称，被罢黜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中说，“在事发一周前，我从因特网上看到一封签有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名字的信，信中列举了为这次革命制定的详细计划”。
问题就在于，当所谓民主化被用来作为推进美国政府全球战略的时候，再没有别的什么理由比这个更加蛊惑人心，更加貌似公正的了。民族国家发展问题的总体性制约或总体性环境说明，在民族国家内部总是存在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势力，因此在其需要调节的结构性冲突中，总是存在将某种成分或某些人群的政治或道德诉求放大到足以影响全部社会和政治平衡的地步。这就是说，外部势力总是能够找到足够的理由来为民主化说事。由于总是存在内部的纠纷，总有对现政权心怀不满的人可资利用，加上在有意识制造群众运动和炙热政治气氛方面，某些西方人士已属老手，所以这恰恰说明所谓民主化只是一种政治的手段而从来不会考虑民族国家的总体利益。
回到我们的问题。总体性问题是由民族国家发展这个总问题的性质内在的决定了的。没有人会否认民族国家发展这个总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和解决这个总问题，则肯定会找出一百个答案，而这一百个答案里面，真正认识到总问题的总体性含义的，肯定为数不多。在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解决方案中，在如何对待国家作用的问题上，基本上都是推到重来，重新洗牌。在否定那种无所不管无所不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彻底否定了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充分反映了转型期民族国家普遍的幼稚心态和急躁情绪。但是当这种急躁情绪挑起的社会分裂影响到国家功能正常实现的时候，民族国家的总体实践就会彻底偏离发展这个总问题。而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谓的市场繁荣理论，在缺少整体协调、缺少规范和社会分裂、各自为战的现实下，只能是一句空话。
总体性问题是由民族国家发展这个总问题自然而然引出的问题，因而它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论它是处于转型期也好，或者出于欠发达时期也好，或者出于发达时期也好，都是同样。发达国家由于有着上百年形成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于经济生活微观领域的干预少之又少，但是这决不等于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功能的丧失。恰恰相反，发达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和指导作用，往往不过是采取了更为精致更为理性的形式，因而往往表现为更为有序的调节而不会顷刻间导致社会失范。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来说，由于其作为转型出发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处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波助澜的国际国内氛围中，因此，在如何利用旧的制度形式来建立新制度形式的问题上往往失去理智。不过由此带来的普遍的失败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总体性问题对于解决民族国家发展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总体性问题的首要内涵是指民族国家发展问题的整体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发展定义为民族国家整体范围内各种起作用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能把这些因素相互割裂开来，看作是可以自行发挥作用的独立存在的因素。由这种整体性质所决定的，是对于民族国家发展问题上单纯的政治解决或经济解决方案的否定。在不考虑这些解决方案付诸实施之后所由产生的同民族国家其他方方面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走向和性质的时候，那种单纯的政治和经济解决方案的失败，是必然的。
总体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内涵是指民族国家内部所有要素的结构性关联。这种结构性关联是由于整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整体是什么？整体不过是所有结构要素的某种结构化了的存在。因此，整体的性质乃是由结构化的性质所决定的。总是先有要素之间的特殊性质的结构化过程，然后才会有特殊性质的整体存在。无论这种结构化过程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还是通过改良的渐进式的方式，都是一样。区别在于，倘若结构化是在偏离发展主旨的情况下发生，因而是在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发生，会导致发展条件的丧失，或者相反。正是在要素的结构化存在中，才每日每时发生着要素的结构性关联。例如，正是这种结构化的原因才使得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人格成为特定的历史现实。但是，即使是局部范围的开放和引入竞争也会使得这种特殊人格受到冲击。人们不妨比较一下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在深圳特区所形成的下海一族在人格特性上的变化。这种结构性关联充分表现或体现了民族国家人民生活的彼此依赖和相互依存性质。结构性关联这个概念并不否认各种结构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等级、先后、重要程度、衍生和次生上的区别，但是，它更为强调的是这种要素间的关联性和依存性。这种结构性关联蕴含着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当某些要素发生变化时，其他要素不可避免的联动性质。而这种由于相互依存性所产生的联动性是经验上可判定、可预测的，因而是可以控制的。由于这种要素间的结构性关联及其客观存在和相互作用走向的可判断性，旨在发展的结构性调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只有将任何结构性调整同发展的前提结合起来并在联动性方向的判断上使之符合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导致发展可能性的丧失，才是民族国家制度安排或制度转型过程中的理性选择或价值最优的选择。
由总体性概念所揭示的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对于那些我称之为旨在颠覆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流行学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假如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决定于这种总体性的趋向，而这种总体性的趋势又源于民族国家整体内部结构化调整的一系列可能方向的选择，那么，人们将永远不可能将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单单寄托于社会的自发运动或市场的自我完善，更不能不问情由的将某种抽象的制度原理强行移植，否则肯定是天下大乱。总体性的方向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可能，这是由于结构性调整过程的指导原则或政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构性关联所决定的。比如说，它可能导向对于旧制度的全面颠覆和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某种单一政策的出台也许就会导致这种总体上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过程有时存在着不可逆性。事情往往总是由不恰当的政策所引出的。但是，政府如果更聪明一些，或者政治人物在作出有关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决策时更多的考虑到总体趋势的多种可能性走向，并且选择避免引起革命性骚动的方式来推进制度改革，因而选择一种更加有利于经济生活正常发展的结构性走向来安排制度变革，那么，结果就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对于我国和前苏联在改革初期的比较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所推出的公开性运动恰恰就是导致全苏联的社会气氛骤然转向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全面反动的致命政策。尽管现在人们在评价这个时期事件的时候指出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内心动机，说他有意要葬送全部旧的制度。问题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彻底反叛。由于这种反叛所导致的结构性变化是将整个社会推入分裂和仇恨之中，因而从这时候起，前苏联的分崩离析就已经是某种必然性的走向了。
于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似乎是极为矛盾而悖理的想象，看起来是完全正义的要求却由于结构性关联的必然性使得事情的发展走向了它的反面，因而最终违背了善良人们起初的善良愿望。如果单纯的看，没有人会对于开放意识形态批评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责难，甚至由于这种批判在所谓道义上的公正性几乎没有人会公开采取正面反对的态度。但是，当随着公开性的进一步发展而危及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的时候，当这种起初仅仅是舆论上的开放导致盛极一时的全面批判，陷入反现实和反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并形成集体意识非理性的狂飙突进时，人们的善良愿望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由于总体性的问题对于民族国家的生活走向生死攸关，同时由于总体性的趋势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的结构性变化及关联的性质所决定，因此，任何一个看上去无论怎样正确和公道的原则，在未经考虑到所有引起的种种变化和可能性走向时，都不能作为绝对的真理贯彻到底，而应当充分考虑这种原则在引入社会生活或改革进程时的总体性后果。反过来说，把这种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狂飙突进控制在甚至消灭在萌芽状态，以便使得改革的进程处于良性运转的状态，从民族国家的总体利益和历史主义角度看，难道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吗？即使这样做在短时间内会招致不理解、批评甚至于道德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