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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民族国家发展观的过程性原则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众多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在这些国家准备调整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时，无一例外都要受到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按道理来说，即使造成民族国家发展相对滞后和缺乏活力的根源在于其落后的社会结构或者过时的制度安排，那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当首先从内部入手，而且，所有
这些努力和尝试不应该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更不应该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生活长时间的停滞。
不幸的是，由于外部压力和内部指责的交汇作用，这些国家的多数都走上了一条移植美式民主制度和迅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完全忽视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赖以维系的那些现实条件，而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彻底打破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因而几乎都曾出现过制度真空的状态。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个人的积极的社会创造力不仅未能得到释放，反倒使得个人对于社会的消极破坏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令人沮丧的恶果呢？在这个时候，那些先前竭尽所能鼓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势力如何来自圆其说呢？自诩为能够给转型国家人民带来富裕和幸福的民选制度，其经济绩效为什么反而一落千丈呢？九十年代末我曾多次去过俄罗斯远东地区，但是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令我十分惊讶。我发现，如果论俄罗斯人的教育水平和文明素养，无论是一般官员还是年轻的女人，显然大都在边界那边的我的同胞们之上。然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停滞还是令我感觉震撼。因为众所周知的毒性副作用因素，在我们这里，连普通农村都已经弃之不用的铝质餐具，竟然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那里的酒吧和餐厅里。后来我曾多次在北京接待一位民选的俄罗斯州长，有一次当我们乘车奔驰在北京的道路上时，这位州长问我，为什么他每次来北京都觉得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这为什么不发生在他的国家和他领导的赤塔州呢？有一次在酒足饭饱之后，我很认真的告诉他我的一些感触，并且告诉他，我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写一部关于两国转型过程比较的书，他很兴奋，甚至于拍胸脯保证会交给普金总统阅读。
所有这些转轨实践几乎都是按照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完成的，并且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民选制度所需的形式上的程序和法律。这种情况说明，民主制度并不是万应良方，也不可能自动带来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假如只是个别的和偶然的例外，人们当然还可以聊以自慰。问题是，几乎所有那些按照国际金融组织开出的民主化和私有化方案行事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在转型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深度的经济萎缩。恰恰是很少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安排来行事，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来安排开放和改革进程的中国，其经济在此期间得到了持续的和巨大的增长，并且因为这种增长的幅度、范围和总量，因为这种导致数亿人民脱贫的经济发展在资源需求和对外贸易上的巨大影响，迅速的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但是，对于影响如此巨大的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和制度改革实践，对于中国和其他奉行不同转型方式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明显反差，似乎并没有深深影响到曾经自负的充当前计划经济国家转型实践教师爷的那些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这又是为什么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主要的大国，尤其是美国政府，即使是在亲历和目睹了前计划经济国家转型实践这种巨大反差后，仍然动辄在国际领域和国际场合挥舞民主和人权的大棒，对于中国政府横加指责并以各种方式制造障碍和麻烦。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政府究竟有什么权力，究竟是什么赋予了美国政府及其代言人以如此权力来肆意干预别国事务？美国政府仍然掌握着能够说服亿万人民的话语权吗？美国政府仍然拥有道义上的不容辩驳的权力吗？还是只剩下了基于私利的强权和霸道呢？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转型国家的人民，首先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应当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人民和美国知识分子应当思考的问题，更应该是仍然处于转型期，理应聚精会神谋发展的中国知识分子应予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是对于美国政府行为方式的发问，可是它们的内涵和解答却涉及到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重大的基本命题，涉及到这个星球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千千万万男男女女未来的生存和相互关系的性质，涉及到人们究竟是否尊重事实真相和真理的客观性。
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话语权，这一点随着“华盛顿共识”的日渐衰微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最近的一位西方学者所写的《北京共识》这篇论文中甚至断言，“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而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谋求民族国家出路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尽管如此，这似乎根本没有促使秉持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的人们对此加以反思。例如，那位给俄罗斯开出“休克疗法”药方的萨克斯教授，就在近年还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推出“后发劣势”的预言。请记住，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预言”，其观点同当初开具转型药方时如出一辙，一脉相承。他断言，无论中国现今如何，未来俄罗斯将比中国的发展更好，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先行进行的政治制度已经交了学费，而未来的中国还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的这种冥顽不灵为我们说明了许多现象，也给我们冷静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它表明，规范理论一旦成之为理论，一旦形成为学派，一旦被赋予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它就将难逃宿命。一种理论之所以称之为理论，必定是已经遵循着一定的方法论思路，选定了一定的论说前提(尽管这些前提是从复杂的生活整体中分析和抽象出来的)，同时还形成了试图包罗万象的解释各种现象的体系。这种自我封闭、自满自足的体系本身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就等于是自我毁灭自我消解。需要改变的是学者本人，因为即使体系本身因为统一性的需要不可能对于导致其解释失效的事实作出让度，但是，有良知的学者本人却可以接受，有时候时不得不接受这些经验事实。当这些经验事实是后发的，尤其当这些经验事实处于可比较的状态，同时某些经验事实本身是由于学者本人所信奉的规范理论的运用结果时，尤其是如此。
但是，迄今为止的中国经验显然还没能够促进这些人的反思，对于来自于中国的经验和挑战更多的还只是停留于承认经济繁荣的事实层面，更多的则是抱着等着看走着瞧的态度。一是对于中国式的转型模式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还缺乏一个明确而一致的理论，而“渐进式”的改革似乎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描述，至于这种发展模式能否得到系统化的首尾一贯的理论表达，以及这种表达究竟在社会科学的探索上意味着什么，尚没有系统化的阐释。另一种态度则是对于这个模式在政治制度上的前途抱着幸灾乐祸的期待。认为事情还没有完，好戏还在后头。如果政治制度不能适应日益多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现实，如果渐进式的民族国家转型发展道路不能从其自身的演化和延续进程中逐渐生成和发展出同样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模式，那么，经济繁荣的现象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缺乏后劲和缺乏延续能量的。
恰恰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陷入深思的重大历史课题。然而，我的分析将表明，如同经济制度不能够脱离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予以“移植”一样，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模式，也同样不能靠“移植”来完成，而只能从民族国家现实的和历史的环境出发，从它自身的各种元素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否则，就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在这里，上节所提出的民族国家总问题的概念，将如同一根红线贯穿全部论述的始终，读者应当将这个处于中心性的概念同其他概念融汇起来阅读。正如同单个人的生存问题一样，民族国家的总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和管理者须臾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这里也反映了民族国家生存发展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不关注的中心，这是由个体生命的单纯性和直接性所决定的。然而对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这个总问题是否以及何时何地被当作民族国家生活的中心问题，以及是否始终一贯的被置于中心化的地位来加以考虑，则完全是一个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问题，因而是一个需要在过程中不断解决和再解决的问题。
由总问题所引出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是过程性问题。实际上，过程性概念所指向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或者说由过程性问题所展开的内容已经包含在民族国家总问题的展开中。从理论的层面来看，过程性问题或者说总是通过民族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内在进程寻求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答案，已经内在地或者说逻辑地蕴含于民族国家总问题的提法之中。总问题的提法实际上既深刻的揭示了民族国家在寻求发展的情况下所涉及的基本关系处理，又并非是对这一关系品质的绝对化定论；它既是一个判断，同时又不是一个简单判断，而至少是一个复合判断；它谈到了民族国家生活进程中发展问题的生死攸关性质，但是又不对维持发展所需协调的个人诉求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性质作出具体判断，以免语言所特有的抽象和静止性特点将某些事物或历史的特定选择绝对化；总问题所包含的以发展为前导的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处理既是民族国家发展观引为前提的最基本的以价值选择作为前导的关系命题，同时又把具体的判断和决定交给了历史过程；它提出了标准，但是又不对这个或那个标准作出具体判断和决定。
这样的阐述可能过于复杂，然而这却是由我们给自己所选定的任务所决定的。就象旨在描述某些简单物理现象的物理学命题通过初等数学就可以得到解决，而为了描述某些天体或者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则必须借助于更复杂的数学方程一样，人们在力图完整的阐述民族国家发展观的课题时，也不得不求助更为接近于真实的表述方式。
对于过程问题的关注构成本书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一点在迄今为止的试图描述社会和国家运动真实情况的社会科学著作中还很少尝试。从这个视角看，那些曾经获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抽象理论，离民族国家生活的真实进程相距何其遥远！我们一方面致力于尽可能的接近民族国家在寻求发展过程中的真实，另一方面，同那种把这一过程视同与己无关的客观自然过程的看法相反，我们也将积极的介入这个过程，并且给其提供正当的价值论选择。本书将发展视为民族国家总问题的前导，正是基于这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是我们的选择，事实证明，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常生活中，在经济全球化给各民族国家带来的与日俱增的生存竞争和挑战中，这种选择意识越来越达到了一种自觉的程度。因此，根据我的观点，民族国家究竟是否在这一点上达到政治自觉和民族自觉，是当代民族国家是否走向成熟，以及是否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的判断标准之一。
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立刻就将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同各式各样的规范理论，首先是同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这样些规范理论区分开来。按照本书的观点，民族国家每一步的历史选择和决定，民族国家每一历史时刻在寻求发展过程中需要作出的有关各种结构关系和社会关系性质的衡量和政策性决定，都取决于在发展优先的价值选择前提之下，对于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总体形势判断。然而，在规范理论的主张者那里，尤其是在获得了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规范理论那里，类似“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产权”这样些据说是普适性的诉求，是可以不问形式和形势，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滥用的。
从这个基本的区分出发将使得我们能够从认识的方法论前提和付诸于民族国家的社会实践这两个方面来澄清规范理论在理论走向上和实践结果上的惊人一致。从理论上而言，我们一再强调，一种理论在确定了理论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之后，它将拥有自己的逻辑走向。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言，尽管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干预实践，都是为了试图证明其理论对于民族国家的价值(这一点，当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说被赋予意识形态的需要时，尤其如此)，但是，由于其理论主张是从割裂了民族国家基本生存和发展前提的个人本位主义出发，因而实际上是给与个人本位以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可是，由于这种主张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亦即由于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生活中，个人与社会在本质上和事实上的互为依存性质，这种被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主观赋予的本体论地位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空中楼阁。所以，在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主张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那里，事情本身总会在逻辑上不知不觉的走向本体论的反面，亦即会不知不觉的走向一种道德诉求。也就是说，个人本位的本体论看法会在论说和行文的逻辑走向中，总会不知不觉的滑向关于个人权力优先性的道德论证和伦理学说。换句话说，这派学说之所以不可能按照事物的实际发生过程去描述去跟踪该过程，之所以在其论说的中途发生问题的转换(从抽象的虚构的个人本体论前提出发转向对于个人权力至上的道德论诉求)，完全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揭示自由主义学说这种内在结构所具有的宿命论的性质，在此之前从来就没有被认真的探讨过，这一是由于这派学说数百年来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传统以及在西方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占据的主导性的地位，尤其是因为这派学说在现代生活中被赋予的意识形态霸权性质。但是，正是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学说在现代生活中，尤其是在那些正试图抓紧有限时间发展自己的民族国家社会生活中被人为赋予的虚伪的光环，正是因为这派学说似乎成了时时刻刻影响民族国家改革方式的“正义的大纛”，正是因为基于这种学说的主张或基于个人自由主义学说所形成的“移植民主制度”方案已经成为布什政府横加干涉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口实，所以，揭示该学说在认识上的谬误就格外重要。
这种基于自由主义学说的认识本源和内在结构的分析表明，由于其基本前提的片面性和内在逻辑走向的宿命论性质，这种学说非但必然会由一种虚假的本体论主张转向道德诉求，而且在被赋予意识形态需要的时候，必然会成为一种强权政治的工具。如果从人类社会科学认识历史的角度对此予以考察，人们不由得会叹息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脆弱性。任何规范理论本身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作为指导社会实践和民族国家的参考，然而，自由主义学说为什么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获得如此强大的影响？为什么基于这种学说而产生的那种对于抽象的民主制度的诉求会成为影响现阶段国家间关系的首要因素之一？例如，布什政府已经计划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在全球各地推广民主制度，对于他来说，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是最简便的方式。布什政府似乎已经决定在可能的时候克隆伊拉克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先寻找打击对方现存政府的某种理由，然后，由强大的美国军队来摧毁该政权和国家体系，再在美国军队完成占领后培植该国国内的民主力量进行大选。一句话，在自由的幌子下实施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侵略和占领，掠夺或控制美国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切都是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堂而皇之进行的，而正如我们的分析所指出的，这种意识形态原则在认识上的依据是多么荒谬。
我们的分析也表明，自由主义学说从片面的前提出发到赋予个人自由以本体论的地位，到转向一种道德诉求，直到转为一种霸权主义的政治大纛，完全是一种必然。由于人类现代历史的复杂性所由导致的这种学说的专断性质和专横性质，这种学说在应用于民族国家致力于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具有极其巨大的危害。无论这种应用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或者是来自于外部强加的原因。在本书的随后部分读者将会看到，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对于那些过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对于那些压抑和制约着个人自由和个人创造性主动性发挥的不合理制度和社会结构因素进行改革，总是必要的。否则，民族国家就不可能完成现代意义上的转型，就不可能在经济上得到尽快发展以使他们的人民得到实惠。但是，这些制度改革本身决不是目的。相反，制度改革如果不紧紧扣住寻求发展的主线，制度改革如果不是因时因地地从民族国家社会结构和个人诉求之间复杂的具体的生活现实出发，那么，其结果只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衰退，而且，民族国家的正常生活很可能从此陷入新一轮的动乱和无序之中。
本书的任务是对于民族国家实际发展赖以进行的那些基本方面进行理性的考察，本书的基本前提和立场决定了，同样也是从逻辑上决定了，本书的随后部分将会陆续展开对于民族国家寻求发展的总体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对于从认识上澄清民族国家的繁荣之路来说，没有什么比深入到这一过程中去更令人憧憬的了。我希望无论是就理论的责任而言，或是就这种分析的客观性而言，都能始终一贯。当然，这个工作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极其广大，因而是需要众多学科和众多人来完成的工作。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经济学工作者，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对此做了很多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这些积极的思想对于指导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这些探讨尚缺乏明显的社会科学基础和哲学观念的基础，某些积极的看法和结论似乎还难以摆脱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框架，同时，某些非常有价值的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结论往往却混杂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框架内，而又显得那么别扭和格格不入。事实上，在我看来，以个人本位作为前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从其内在结构和逻辑必然来说，就与从事过程分析的转型过程经济学或政治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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