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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发展观的总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是它所面临的研究对象的意识性特征。既然社会科学的主旨就是研究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组成社会的人，抑或是组成特定国家的人，不管怎样，他们(个体的人，组成社会的人，组成为国家的人)都构成了研究的对象。可是这些研究对象有着什么根本性的特征呢？
人的肉体生命在物理意义上的短暂决定了人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来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但是，人的意识性和能动改造所面临自然环境的主动性说明，无论是人自身认识自然界的条件，还是他或他们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的和社会的人文环境，都处于不间断的历史的变化中。这说明，在人和他所处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存在着永恒的相互适应和互为条件，存在着因为发展层级和范围的不同所导致的相互适应水平的不同。
那么，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对于这种相互作用作出反应？人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对于这种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着的生存环境水平作出反应的呢？人是通过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此作出反应的。人非同于动物，因为动物生存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种系群体相对于人类而言，是极其单纯和具有严酷限定条件的。一旦这些单纯而严酷限定的生存条件因为自然变迁或人类活动的原因丧失了，这些动物很快就会面临种类灭绝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动物保护组织要做的根本性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动物生存繁衍赖以进行和维持的自然生态环境。可是人就不同了，每个人刚出世的时候，他或她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包括自然的、物理的环境和人文环境甚至语言环境，必定都同他或她的前辈有着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是巨大的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同本世纪第五个年头出生的人相比，婴儿呱呱落地时就已经面临着有着巨大差别的物理声响和人文环境。这就决定了，在这两个有着巨大差别的物理和人文环境里，婴儿所面临的是极其不同的感知环境和认知环境，因而面临着不同的生存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婴儿(最初是通过其父母，尔后是通过教育)必须学会适应这些不同的环境。在农耕时代，个体只要具备基本的身体素质和体力，就足以保证男男女女们的基本生存，可是在信息时代，个体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懂计算机的应用简直就寸步难行。
以往的众多哲学，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他们看来，在婴儿有了意识之后，便同动物在根本上区分开来了。实际上，个体随后发生的感知生活和认知生活并不足以使其马上面对生存的挑战。个体通过特定环境里的认知和认识活动，通过学习、受教育，形成了他或她所特有的独特的身体的和精神的禀赋，这些综合性素质的总汇加上对于周边环境自觉的判断和衡量，才使得他或她开始正式面对人生，开始尝试独立生活，开始摆脱对于父母的经济依赖和精神依赖。只是从这个时候起，个体才会在他或她与特定环境之间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首先是靠什么维持生存？他或她可以选择当服务员，可以通过获得奖学金继续深造，甚至可以选择偷盗，当然，他或她也可以选择继续赖在父母身边，而这同样需要智慧的努力，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大量的思考，取决于提出和解决生存问题，尔后是在多种可能性之间作出最初的选择。很显然，由于个体能力的有限性和可供选择机会的有限性，对于个体选择进行预先判断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而这一点，也就为科学的研究个体生长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经验事实，尽管它们与自然科学所面临的研究环境是如此不同。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民族国家的研究时，情况又怎样呢？民族国家是由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由于历史上种族繁衍、迁徙和战争等等原因，现今的民族国家成为各个不同民族人民的生存和居住地。除了象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年轻国家由于近代工业革命和殖民地拓展的原因，成为众多有着不同祖先和遥远发源地的不同民族人民的共同体外，大多数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的人民，几乎是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生生不息，传种接代。由此可见，民族国家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地域性。民族国家的疆土属于它的人民，是它的人民得以合法居住、居留、自由迁徙和从事社会活动，进行生产和传播精神产品，以及培育后代的地理空间和场所。民族国家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民族特性。民族国家的人民往往有着共同的祖先，有着共同的种族生理特性，有着世代相传的同样的文化传统和伦理特性，他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形成了多少年来积淀下来的交往习惯和社会习俗等等。民族国家的第三个特征是它拥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国家权力机构，这些构成了规范其居民的行为方式，以及保持和维护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组织居民进行生产生活，调动民族国家资源以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完整和发展的强力保证。民族国家的第四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拥有军队、警察等等暴力工具。在民族国家的范畴内，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实体，这样它不仅可以在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动用军队和警察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也可以在民族国家遭遇外部势力的侵犯时进行防御和抵抗。民族国家的上述特征表明，任何具备起码的社会认知能力的人，都可以轻易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实在性和客观性。尽管民族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男男女女所组成，但它永远不是这些男男女女的简单相加。
我这里之所以强调民族国家的实在性和客观性，强调它决不是组成它的所有个体的简单相加，旨在指明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涉及民族国家认识问题上的基本的方法论错误。尽管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时时处处都在谈及法律、德行和税率这样些构成民族国家结构要素的东西，尽管他们离开了民族、国家、法律、整体这样些概念将根本无法解释和书写人的故事，但是哈耶克却始终只是承认和强调个人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性。由此导致的一个逻辑上的必然，便是否认科学认识民族国家这样的客观实在及其发展变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以后的分析中，我将会向读者表明这种偏执方法的狭隘及其在认识论上的荒谬性，并将指出这种偏执如何在根本上妨碍这派学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在将哈耶克学说的现代版本运用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践时，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社会结构的的解体和经济的崩溃。
民族国家的所有这些特征告诉我们，民族国家非但是民族国家人民共同生活的保障和维系，非但是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和集中体现，而且必然与单个个体的存在互为条件互为依据，正因为如此，这两者也经常性的处于相互矛盾和相互协调中。恰恰在这种持续的矛盾和张力中，发生着本节一开始所说的人与他的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水平的区别和替代。
民族国家同个体生活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和互为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本质。人类所具有的强大的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不仅在于其能够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还在于其极其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通过这种社会化了的组织，单个人的力量才有可能汇聚成为移山倒海的巨大能量。人类通过社会化的组织所形成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形式同动物界某些善于群体行动的类社会行为和生存形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知道，在动物界里，蚂蚁的分工协作所达到的精密程度，在某些方面，连人类社会最好的管理者也自愧不如。可是同狼群的生存方式类似，蚂蚁的类社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总能被归结为单个蚂蚁的叠加。蚂蚁总是日复一日的重复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同别的生物种群一样，它只能利用现成的自然条件，而不能改变这些条件。人类的社会行为则完全相反，人类总是在使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发生改变，使得这些条件越来越符合人的需要，越来越符合人类审美的需要，越来越符合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远大志向。人类从远古时代的刀耕火种到登上月球和火星探测，其作为个体的能量已经通过社会化了的组织得到了巨大的延伸和升华，其中在每一个可以作为标志的历史阶段，都通过相应阶段人类再造了的技术和生产条件，调整着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性质，并且在每一个阶段，都调整着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就其现实性而言，人类，人的个体同自然界关系性质的调整以及同时发生的与其自身社会组织形式的调整，都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具体组织形式而实现的。在技术和生产工艺日益精密化和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没有丝毫迹象向我们表明，个人力量与社群力量的对比和博弈在天平上正在日益滑向个人一方。恰恰相反，在可预见的未来，为了实现人类自古以来的征服自然的梦想——这一点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因而也是人类生活的宿命，为了适应技术手段的复杂化和巨大化，人类同时必须学会如何适应和管理同样在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组织形式。
因此，人类自身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个体的智慧和创造力中，同时也存在于因为其特殊的社会组织性而形成的力量升华中。个体与其社会组织——我一再指出，就其现实性而言，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具体组织形式——这种相互依存和保持持久张力的本质特征说明，为了真正从本质上澄清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了从本质上澄清民族国家持续发展的真谛，人们必须从人与社会，人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中去寻找答案，而不应当在个体和社会，在个人和民族国家关系问题上各持一端，在强调了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否认整体利益的正当性，如同哈耶克所作的那样。在哲学认识已经摒弃了简单化和片面化概念的今天，人们应当学会从全面性和均衡的历史视野出发来认识我们的生存形式和生存环境。事实上，理论是一回事，实践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依托于个人和民族国家相互关系性质的事实从来就没有因为某些人采取偏执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无论这种偏执一词的方法论怎样众口一词，也无论其偏执的思维方式如何占据了大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治地位，甚至于无论这种狭隘的世界观是否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而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这一点，即便是在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会有任何例外。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和继任者实用主义的治国传统一直在告诉人们，在这个似乎是世界上最最崇尚个人自由，到处推销兜售其民主自由的制度模式，甚至于不惜通过发动战争来推行民主的国度内(现在的布什政府似乎希望开此先例，尽管是危险的先例)，国家的力量，包括国家发动战争的动员能量，也是全球所有民族国家里最为强大的。实际上，偏执一词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必然会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麻烦。从实践上说，它无法解释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其组织形式空前复杂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复杂化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形态甚至于比霍布斯所能设想的利维坦还有过之无不及。另一方面，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优先性出发，必然导致将单个人的抽象自由和抽象权利设定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从这一前提出发，怎么也不可能合理的推出有关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合理图式。因此，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要么为了保证自身的逻辑一律而引出荒谬结论；要么就是不得不为了照顾起码的生活常识而牺牲其逻辑上的一贯性。任何具备一定理论综合与分析能力的读者都会在阅读哈耶克著作文本的过程中发现我所指出的佯谬，这种佯谬和羞羞答答的修修补补经常的大量的散见于其论述的全过程并构成一种奇妙的拼图。
民族国家发展存在于发生于个人同民族国家持续的紧张和张力中，民族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层次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民族国家组织形式和个人生活性质的关系品质中，这是一种相互适应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从历史上看，这种关系的品质特征决定着当下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状态，决定着当下历史条件之下的民族国家是否具有活力和进步的趋势。这种关系品质的决定性作用说明，民族国家的总体状况是否显现为具有活力和进步，完全取决于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个人诉求之间是否相互适应，是否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达成相互间的平衡和理解，尽管这种平衡只能是暂时的，总会被整体发展和随着整体发展而持续产生的个人生活的新的欲求所打破。从这种全面性的视野可以引出一些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在寻求民族国家新的组织形式和个人欲求之间必须不断的保持相互之间的谅解，任何一面都不可以苛求另一面。“苛求”在这里是指无论对于整体而言还是对于个人而言的“忍受域限”，超出了这个域限就会打破二者基本的平衡，而这个平衡无论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还是对于个人追求真正意义的生活，或者是对于达到整体和个人发挥创造力的最佳境界，都是基本的和必要的社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任何革命都是对于平衡的打破，因此，任何革命都会带来民族国家总体发展至少是暂时的倒退。因此，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政治人物的最高智慧莫过于能够在化解社会革命的同时，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了个人们在既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化的创造活力。
由以上论述可以合理的引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构成民族国家谋求总体发展时经常遭遇的基本任务，那就是提出民族国家此时此地的总问题并且进行战略和策略性的安排。显然，这个总问题必定是在谋求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的前提之下，兼顾民族国家的现存社会和国家组织形式与个人诉求之间的关系品质而提出来的，因此，这个总问题的性质对于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必定具有全局性的、决定性的和统摄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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