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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发展观的认识论前提
对于冷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探询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注定是一条充满了荆棘和陷阱的过程。这一点，通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发生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化转型的国家实践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证明。在这个过程的初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的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奉为解决民族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的灵丹妙药。可是事实证明，
不去探求开放过程的复杂性本身，简单的照搬民主自由之类的政治教义，不仅在政治上会上当，而且也同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正确实践相去甚远。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会遇到内部制度问题，而且会始终遭遇国家间的竞争问题。除非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国际间的竞争秩序和国际准则，否则，民族国家在衡量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内部竞争制度的同时，必须认清楚，这是它自己的事情。这个原则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更具有认识上的意义。对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而言，经验告诉我们，最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放弃思考或者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仅仅是一个对于竞争性对手的邪恶心理和战略的防备问题，更重要的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原则问题。遵循着这个原则，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执政者才有可能在致力于发展的前提下，分析所面临的历史、制度、人文和道德环境，分析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和社会的承受力，探究在将新的社会生活原则引入既定的社会时，可能发生的一系列联动的和复杂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趋利避害的行动方案。
这不仅是认识的主导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于社会生活客观过程的尊重。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年代席卷众多国家的改革实践说明，处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竞争面前，不仅处于物质生产、日常生活水平和制度上的劣势，更为致命的劣势则是这些国家的党-国精英和知识分子自主思考能力的丧失，由此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将西方社会土壤中若干世纪才形成的某些自由民主政治教义不加分析的运用于民族国家的转型实践。这种急躁情绪的产生在不同的转型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成因和历史背景。在某些国家，例如在前苏联，是由于改革主导者本身对于自身的历史采取了彻底决裂的态度，这种断然否定而不是扬弃自身历史的不公正态度，在短时期内迅速在社会、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介中掀起了与过去历史决裂的狂潮。其结果，则是民族国家各个阶层和民族之间裂痕的急剧扩大，社会失去了赖以团结的纽带，制度被彻底瓦解，国家的权威在顷刻间威风扫地，社会陷入了革命和节日的狂欢，而人民则整个陷入一种盲目跟风的愚昧状态。说人民陷入盲目状态并不是说民族国家的人民发生了集体智障，而是说短时期内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所具有的致命的非理性特征。
这种非理性的群体情绪注定会在一段时间后逐渐冷却下来，因为人民最终会发现自己在此推波助澜的过程中只是可悲的充当了少数政治精英人物和以非法手段攫取公共财产的极少数人的工具。人们记得民族国家分裂之后的几年许多人是如何挨过莫斯科寒冷冬季的，可是这时一切后悔都为时已晚。社会在经过彻底的重新洗牌之后确实确立了新的政治格局，只不过这种格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仅不能给它的人民带来迅速致富的实惠，甚至不能恢复到此前旧制度下社会生产总量的一半。
因此，坚持自主思考，坚持从民族国家自身利益出发来确立转型期的政治措施，制定符合实际的转轨战略，是民族国家在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双重挑战的时候，所应坚守的一个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如此重要，以至于会从根本上决定着转型国家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因而它将从一开始就决定着我们可能的行为走向。转型实践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充满了各种变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是在我看来，处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实践纵然会在具体的策略上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决不可以在战略上犯错误。
立场问题在民族国家发展观中所具有的中枢性的作用，涉及到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方面，在这方面，人们过去很少涉略。现今社会科学的发展多少年来深受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因而更多的关怀了普遍性，关怀了普遍性原理的实现。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实现普遍性的原理时，前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啊！民族国家要么被布什政府牵着鼻子走，不问情由不问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少负面的影响，移植所谓的民主模式；要么审时度势，量体裁衣，确立具有长远目标的，以寻求发展为主线的模式和策略。否则，民族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探索究竟能给我们这个充满竞争、面临内外挑战的世界带来什么呢？
可见，完全有必要在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畴之外澄清民族国家发展观所依据的认识论前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不致于迷失方向，才有可能在正确的地方提出正确的问题。如果连正确提出问题和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都丧失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前途将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立场的确定在这里不仅具有前导性的作用，而且也界定着我们的视野，它为我们探讨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厘定了实践的范围。对于像“自由”、“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这样些抽象概念在实践中的应用应当倍加小心。当人们不考虑民族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和制度惯性，不考虑这些抽象原则在付诸实践时同现存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存在发生怎样的交互作用，不能探明这种相互作用会把民族国家引向何方时，任何盲动都将是极其有害的。其实，所谓“休克式疗法”便是这种盲动的最突出例证。“休克式疗法”的始作俑者，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等等，从来就没有针对转型国家的历史环境提出正确的问题，更没有考虑到以上所述一系列可能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整体社会的走向及其对于普通人民大众的后果。
且不问政治上的动机，倘若要来深究萨克斯教授们所导演的那出震惊了世界的激进改革究竟在认识上发生了什么错误，人们会发现这几乎可以称之为荒谬绝伦。自然，人们尽可以完全不顾什么民生，不顾及民族国家可能的经济衰退，不顾及由此发生的违背起码的现代文明规范和公民道德的疯狂攫取公共财富的行为，来推行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可是这样的自由民主究竟对谁有利呢？说到底，俄罗斯民族必须自己来负责，因为这似乎是他们的集体选择，不过是在不明真相的历史环境中，被美好的概念，被谎言和承诺所蒙蔽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集体选择。从认识上说，未能牢牢抓住民族国家总体发展这个总问题，被一系列的错误方针搞乱了全国，搞乱了苏共，搞乱了自己的方寸，注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给俄罗斯社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是对于萨克斯教授而言，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对于改革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根本未予关注。对于在这之间发生的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他们根本就未能从认识上加以明确。相反，那时的他们竟然以一种比喻，即所谓人不可能分两次跨过沟，只能一次跨过，来敷衍搪塞。就这样，转型国家在引入改革政策之后将要面对的一系列历史变化和过程性问题，全被一笔勾销了。对于自己的认识未曾企及的未知领域便以修辞和比喻来敷衍塞责，这难道就是那些自恃掌握着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应取的客观公正态度吗？但是，如果要问，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卓越思考能力的民族，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集体智慧的衰落，这确实是未来历史学家应予解释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在实践层面上，民族国家在面临历史选择的关头究竟是否在最后坚持了正确的立场，是否正确的提出了问题，是否在此后的一系列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充分考虑了战略和策略需求等等，在其现实性上，实际上是一系列政治较量的后果。要说清楚这些，就需要求助于一部翔实的编年史，而这并非本书所关注的事情。此处的目的是要明确的从理论上确定立场问题在民族国家发展观中的重要性及其认识论意义。至于从转型国家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来判断哪些国家的实践与此相符或者与此相悖，完全是可以另外展开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最为充分的例证，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经历和占有的历史素材，看看中国的执政党如何从最初尝试性提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转型期执政三要素，一直到这一原则逐步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执政自觉。倘若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厘清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我来说是饶有兴趣的。因为它不仅会映证本书理论前提之一的正确性，而且能使我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历史转型有新的认识，它会使我们对于未来增加信心，因为它本身就已揭示出，我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从被动的应对改革逐步转向政治自觉和社会自觉。变化本身开始成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品质，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形成一种有机的和连贯性的关系，这恰恰是我国社会具有持续发展活力的根本保证，它意味着，变化本身已经转化为一种新的历史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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