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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问题
多少年来，类似的主题就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一般萦绕在我的生命之中，即便是在这些年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也始终如此。与那些一直在体制内讨生计的人相比，大约在十五年前，我就开始了体制外的漂流生涯。以我这样有过正式的博士学位，又很早就在大学任职副教授的人来说，放弃体制内所给与的种种保障，舍弃公家提供的住
房、薪水、公费医疗和工龄待遇，一下子踏入一个一切都悬而未决，需要自己去把握机会的社会中去，可以想见，这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遇到多少不可测的麻烦和困难。
不过，这种生活方式及其展开也给我观察转型生活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更何况我从很早时候起，就喜欢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不光是指精神生活，也指个人而言的物质生活。一般讲来，学院式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书本到书本，而这对于把握一个史诗般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的脉搏，多少都会显得有所欠缺和反应迟钝。而对于我国那些有着较多意识桎梏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而言，情况尤其如此。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有着很高的精神禀赋和理论思维素养的人来说，这样一种体制外的漂流生涯将使得他有更直接的机会去贴近社会生活的脉搏，更正确的提出和解答当代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必须坚守着民族国家繁荣昌盛的精神信仰，矢志不渝，不能因为个人生活这样那样的消极遭遇而丧失了观察的客观性。可是，我从多少年来对于我生活周围的那些朋友们的生活境遇的变化和精神态度的变化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那便是你很难将这两者割裂开来。
对于我来说，这些年来，无论我处于什么样的个人境遇中，我始终将民族国家的复兴和个人生活区分开来。对于个人而言，我参与到了由于社会和经济转型而发生的无数个人和制度环境的博弈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象所有人一样，期盼着成功，期盼着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条件。但是，我能否做到这一点，这要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因素、机遇和个人品质。而且，幸运的光环也并不一定总是环绕着我。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总体状况日复一日的发生着历史性的积极变化，这对于我们这些熟悉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对于民族国家的复兴有着刻骨铭心般信念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因此，我们应当以一种客观的立场来观察这个无与伦比的历史过程，即使在经受了对于个人很不利的政治境遇之后仍然如此。理智告诉我，对于一个致力于理论创造并将精神生活的纯洁性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人来说，如果不能把个人境遇的消极因素对于理论思维的影响尽量消除，那就无异于精神自杀。我坚持认为，立场和态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在遭遇社会经济问题时的研究或逻辑走向，这是我在博士阶段研究解释学时就得出的结论。经过这么多年来对于发生在我的身边的事情和对于那些我所熟悉和曾经熟悉的各色人等的了解，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明了这个道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增强阅读和理解的效率，不仅有助于我们迅速抓住作者的精神内核，而且将有助于我们观察和解释实际进行的实践过程。
因此，必须从认识论的高度来澄清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古老常识。人们可以从政治信仰、从自由和民主、甚至于从被改革一度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不同角度出发来评判现实，然而，一旦事情的主题是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那么，你就必须从民族国家发展的立场出发来观察和思考，并且将之当作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常常总是自觉不自觉的从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或群体的角度来谈论民族国家总体形势，根据各自的立场对其作出评判。这样做的结果是，某些看上去大相径庭的结论只是在依据特定的局部的或片面利益的角度看才是对的，但是对于观察民族国家的总体形势时，却总是失之偏颇。例如，在如何衡量和评价我国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的问题上，对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可是稍加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评价其实仅当从特定的利益群体出发才是对的。然而，对于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来说，如果仅仅按照这样的评价行事，如果付诸于政策性调整，那么，就很有可能影响转型的方向，就会使改革开倒车。事实上，2004年所发生的对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论战，就其理论后果而言，其实是令人失望的。其原因就在于，卷入这场论战的经济学者们，不是从暂时被边缘化了的群体出发，就是从在此过程中强化了获利位势的经营者或民营企业的利益出发。反映在表面上，则是公平和效率谁先谁后的问题。倒是作为改革主导者的政府在这场论战中显示出难得的冷静和理性，即便在网民一窝蜂地一边倒的形势下，仍然能够坚持改革的原则不动摇。相反，论战本身最后似乎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收场的，对于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以及如何在此格局中判断现行政策的利弊，并未能产生积极的认识成果。
从表面上看，强调必须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和制度改革的论者似乎终究得到了来自政策层面的支持，因为无论如何，改革都将会继续下去。可是这派论者视野的狭隘通过这场交锋也暴露得淋漓尽致。透过这派大多数论者的用语分析可以发现，同其对立面的一方类似，其理论的焦点也是集中在“应当”如何如何的讨论上，如同其对立面的中心语句是集中在“不应”流失，“不应”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之上一样，其理论范式其实是一样的狭窄。就其根源而言，这似乎是与这派学者们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相关。而在我看来，当民族国家选择了改革的道路，选择了市场化的方向，选择了提高民族国家竞争力的目标时，必然意味着革新行为与制度刚性之间的复杂博弈，在这里，无论你愿意与否，某些事情将“必然”会发生。因此，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分析该过程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适时地判断形势并确定政策和策略，而不是把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道理转化为某种道德诉求，在认识的原地止步不前。中国历年来的社会经济成就在国际上已成学术界的世纪之谜，谁能解释清楚中国的发展，谁就将获得无与伦比的荣耀。不过，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框框及其思维范式，是不可能达到这个领域认识的顶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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