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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路
本书的写作是作者对于中国二十多年历史性变革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因此，如果说在对于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繁荣这一问题上有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诸于这场涉及到十几亿人民生活的规模空前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有史以来仔细观察我们自身性格、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复杂关系的最为恰当的场所，以及最为丰富的人文的和制度的经验材料。我敢断言
，二十年来所积累的浩如烟海的经验材料和历史印记不仅构成我们认识人类本身的难得素材，而且也是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即将走向全面繁荣和创新世纪的基本前提。然而，为了走向这种繁荣和创新，即使是在大学和知识分子中，还有许多前提性的工作要做。
在这些诸多前提中间，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便是对于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的认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专业人士、学者和政治人物的事情和工作。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有助于相应领域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对于它在政治上的认同则可以为政治人物和国家权力机构的施政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道路背后所隐含的那种涉及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从而涉及到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现实生活的有关进步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内涵以及所具有的广泛外延一旦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形成为集体意识，就将成为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国度走向新的进步的不竭动力。社会将更趋向于总体上的和谐和团结，中国将在此基础上再一次迎来制度、生产方式和人文精神创新的百年盛世。
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合乎普适理性的深层内涵，揭示这些内涵构成本书的基本任务。由于合乎这些普适理性的深层内涵，中国式的道路或者说中国的制度转型才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并不在于这种模式或者转型方式本身，更不在于借此推崇或向其他民族国家推广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制度模式等等，否则，就会又一次犯模式或制度移植的错误，从而导致同样的悖谬。人们更多的应当从中国模式的深层内涵中获得将民族国家如何引向繁荣的方法论原理，而不是照搬中国二十年来的那些具体做法。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或者形成自己的模式特征，这完全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是，伴随着二十年来不断的经济增长和成功，人们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都变得愈来愈自觉，因而更接近事物的真理而不是相反。
因此，中国道路所隐含的进步观念源于那些普适性内涵。中国的制度改革实践和发展提供了这样一种进步的可能性，那就是不仅能在制度改革的同时获得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仅能在维护社会团结的同时使得社会成员的大多数逐步走上协调发展，不仅能够避免由于革命性的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分裂甚至于混乱而造成民族国家各方面利益的失衡，而且能够为民族国家带来当代世界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和最为经济的发展(相对于那种代价惨重的发展而言)，并且为后发国家赶超世界水平提供了希望和可能。人们知道，民族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发展环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甚至于也不同于二十世纪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历史环境。民族国家全面性地被融入世界范围的竞争体系这一点，决定了无论是充当知识和技术创新中心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充当资本输出的国家，或者是充当制造业的中心或商品输出的国家，乃至于充当源材料和能源输出的国家，都必须选择代价最小，因而是最为经济的方式来推动改革并赢得增长。在现时代，对于民族国家的进步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时间和效率就是衡量的尺度。而曾几何时，这种概念还仅见于描述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中。换句话说，在现时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紧迫性和刻不容缓，决定了这个时代进步观念的内涵。
人们可以从这种视野出发来回顾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进步观念，并且通过比较来分析和判断进步观念的历史性变化。历史上的社会进步往往不是指的政治制度的变迁，就是经济制度的变迁，这些进步往往都是通过革命的形式完成的，因而总是充满了阶级斗争、战争、暴力和仇杀。在这里，新制度或新秩序的建立往往都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无论在新的制度建立或确立之后经济如何恢复和获得增长，无一例外的，在革命时期，民族国家的生产力都要遭遇沉重打击甚至于是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当人们在评估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就和历史地位时，同样不要忽视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杀戮，以及在持续的政治较量中给那个社会所带来的持久的心理伤害。
然而，上述进步观念现今还远未成为大众的共识，甚至于还未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这一方面自然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这种不平衡性，虽然有东部和南部沿海诸省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内陆省份的发展滞后。虽然有上海、北京、深圳、杭州这样些欣欣向荣的城市群，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广大的落后的乡村。虽然形成了富裕的中产阶层，但是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和贫穷的农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由负面的立场出发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对于现实甚至于改革予以批评的不同角度。这些批评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但是，事情往往是这样，这些批评者本身在某些情况下总是不自觉的将这种批评引向全面性的否定。正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当人们对于二十年来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进行指责的时候，他们完全忽视了，在中国，这种转型的过程自始至终一直处于民族国家的控制中进行，因而从来没有达到失控的地步。因此，当某些学者将其比之为俄罗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制度转型无论是就原因、方式、过程还是结果而言，都显得极其无知。他们甚至于不知道，即便对于像斯蒂格里茨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是从国有产权的私有化(比如像俄罗斯那样)开始，而是首先从放开竞争开始。而这一点，恰恰是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方式背道而驰的。再比如，当某些“新左派”义愤填膺的为农业人口的境况鸣不平，并且以此来否定总体改革形式本身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废除农业税。人们知道，这首先就是因为政府财政的持续增长使得民族国家有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认真面对该问题。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民族国家总体进步的内涵及其扩展能力认识不足。人们常常还是习惯于以偏概全，但是却忽视了，在这里，某些方面的先行发展甚至于过度发展恰恰构成另外些不发展方面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相反。例如，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不仅仅是以一部分特权阶层和权贵偷盗式的掠夺致富和大多数人的赤贫作为条件，而且，那些新生的所谓资本主义企业由于这种道德上的性质并未带来生产的增长，反倒是形成了一个个以掠夺他人生产成果为目的的企业群体。这种类型的企业生态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内十足的怪胎，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上也闻所未闻。然而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之后，逐步开始进入了利润增长期。
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推进这种共识。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民族国家的发展尚需面对一些自负的甚至于以自由和民主为名义的挑战。而这些以自由和民主为名义的挑战，往往还打着貌似公正的幌子。然而，在现时代，这些挑战的精神内涵早已失去了基本的客观性准则，另一方面，这些挑战及其政治主张仍然在不遗余力的，甚至于不顾现实的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推进业已被证明是民族国家发展毒药的所谓民主政治模式的移植，因而对于民族国家未来朝着正确方向的持续演进有着潜在的巨大威胁。澄清民族国家在通往繁荣和个人自由道路上的真谛，将会动摇这些抽象民主和自由观念背后的虚假基础，以及在粗暴运用这些意识形态教义于民族国家现实生活时的反理性本质，从而推进民族国家精神生活的日益理性化。事实将会证明，这种普适理性的发现、推广和民族国家集体精神生活的走向健康，是我国在下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内更为重要的任务，因为它将在根本上化解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日渐革新和走向成熟时必然遭遇的抵触和种种非科学的政治想象，而这恰恰是民族国家制度转型得以有机的正确的和持续的展开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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