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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发展的最优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那种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抽象模式出发，以绝对主义的态度在民族国家内部强行移植这种制度的抽象表达，同时排斥对于民族国家现实处境和历史惯性作实际考虑的大规模社会改造，是同民族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但是，在秉持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的人们那里，这种移植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明显
落差并没有导致对于该种理论的彻底反思，而是把这种落差说成是某种暂时性的现象，某种不可避免的代价。就是说，通过这种进一步的预期和承诺，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试图为自己找到一种拒绝批评的理由，一处暂时的避难所，并且把评判无止境的交给未来。
这种图谋的逃避心态一望即知，然而这种暂时退却的背后却往往包藏祸心。对于正致力于发展的民族国家而言，在其经济和政治形态正处于各种因素持续的相互作用和调整之中，在其经济和政治制度正处于可塑性状态的情况下，某种突如其来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完全有可能将先前的成就毁于一旦。这一点，是民族国家的革新主导者不能不保持警觉的大是大非问题。在中国，那些不断在海外制造噪音的所谓自由民主派，如今已经走上了罔顾现实甚至于一味诋毁现实的主观主义。其个人遭遇和狭隘的政治抱负已经成为这些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包袱，这些负面的心理因素和生活态度使这些人不由自主的站到了民族国家总体进步和发展事业的反面。事实上，对于这些仍然冥顽不灵，坚持将抽象民主自由教义强加给现实生活的人来说，只要仍然怀揣对于民族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善良心态，不妨去了解一下前苏联著名的自由主义代表人士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崩溃后的反省和思想变化。这位曾经创作了《古格拉群岛》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自由主义作家，一度曾受到西方舆论的广为赞颂。就是这个人，在苏联解体后回到了俄罗斯，种种严酷的俄罗斯现实使得这位作家写下了《俄罗斯的坍塌》这本书。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已经完全成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盲目而疯狂试验的无情批评者，同时也成为西方邪恶心理的鞭挞者。据索尔仁尼琴所说，整个俄罗斯的经济自改革以来已经下降了两倍，而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下降了25%。在他看来，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实施也是俄罗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不顾民生和民族国家的现实，甚至于不顾一个民族国家失去整整一个年代发展机会这种严酷的现实，来侈谈什么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实现，然而，这无异于是民族国家人民的冷血杀手。当美国总统对于普京的种种政治作为提出非议，称其为民主的倒退时，美国总统的心目中显然没有考虑在俄罗斯激进变革时期某些人是怎样以文明时代最最卑劣和不道德的手法聚敛财富的。在这个时候，称布什是冷血动物似乎一点儿也不过分。
但是，所谓代价论的说法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正面解答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否存在民族国家发展的最优选择或最优战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最优选择是什么？这种选择所依据的那些基本的社会科学原理是什么？在经过将近十年的低迷和经济萎缩之后，俄罗斯和东欧诸国似乎已经重新开始走上经济发展和振兴的道路。但是，俄罗斯似乎仍然在吃老本。苏联时期留下的庞大的军工产业和这个国家丰富的石油等等自然资源在这里似乎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可以设想的是，类似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在经过一端低迷的历史阶段后，只要它的人民仍然向往着幸福生活，只要一度在人民中间发生的普遍迷惘和集体意识非理性逐步转向现实主义和理性，这个国家迟早都会走上振兴之路。问题是，当俄罗斯由于失去一个时代的发展机遇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不得不将发展寄托于(哪怕是部分的)向世界和中国提供原材料和石油资源的时候，这种国家间历史地位和格局的变化，难道是仅仅用代价论就能解释的吗？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民族国家发展形式的最优选择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源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复杂化、技术进步的加速度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日趋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不选择民族国家发展的最优方式，以幼稚的政治教义取代对于民族国家总体发展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改革和发展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是自杀行为。
实际上，根据我国的经验，从一个一度已经僵化和形成制度刚性的体制出发，在改革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在培育和逐步确立民族国家具有长远战略竞争力目标的同时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新结构化，在重新结构化了的社会和个人逐步适应变化的同时也使得变化成为民族国家持续创新的动力，从而在变革的同时保持民族国家总体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在民族国家发展的总问题主导下不断发现和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诸因素的不平衡和冲突问题，并使得这些不平衡随着问题解决时机的成熟而转化为新的增长契机，从而实现总体上在不断改革的同时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可能的。
对于民族国家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实现最优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言，以下诸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在整个转型历史过程中需要一再遵循的原理。
［1］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指的整体性的发展，因此，民族国家发展的总问题自始至终都必须是纲领性的目标。民族国家的总问题可以而且也必须被分解为诸多领域的发展问题，但是决不能被还原为和简化为这些具体问题。民族国家的行政水平实际上集中反映为，在协调和统筹这些具体发展的同时保持总体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国家发展的总问题和诸多领域的具体发展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质决定了，总是存在一种可能性，这时某些或某个领域或某类人群得到了过度的发展，而这种过度发展却是以牺牲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作为条件的。因此，衡量民族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是否健康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标尺之一就是个别的发展是否在同时促进着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
［2］对于处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言，要始终记住的一点是，我们是从特定的历史前提出发的，这个特定的历史前提给我们提供了暂时性的安身场所。这个历史性前提所由组成的那些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集体意识和历史的形成了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不是一朝一夕使然，因此，也绝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学习性特征决定了，对于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的适应总是一个过程。欲速则不达。因此，在引入革新理念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于历史的客观评价和应有的尊重，是避免社会分裂和持续稳定的基础。这二者一起，恰恰构成了民族国家维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总的条件。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任何阶段上，在给与社会生活持续注入新的刺激和活力的同时保持绝大多数居民的同心同德，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3］转型期的问题是总体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历史的形成了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和道德体系总是相互关联的纠缠在一起。革命性的改革方式不仅意味着系统的迅速瓦解，同时意味着社会生活本身会迅速进入制度真空状态。然而，人类生活本质上的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依存性质决定了，在革命和制度真空的状态下，恰恰也就是民族国家极端的无序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掌握着权力和控制力的少数人由于人的逐利本性，在社会和个人相互关系失衡的形势下，会形成掠夺式的财富积累，因而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导致正常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丧失。因此，在制度转型的问题上，从来就不可能在寻求发展的同时迅速完成制度的转型。制度的迅速转型就意味着革命和制度真空，而由此造成的社会无序不仅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反而会造成社会生产条件的全面破坏。在失去基本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所谓个人选择的自由，包括个人选举权的自由，并不能约束掌握着权力和资源优势的极少数人。恰恰相反，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由极少数人控制大多数权力和资源的状况，既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社会特性和历史惯性，也是人们必须由此出发的历史前提，同时也是使得大多数人对于自由和幸福的憧憬在社会失范的情况下注定落空的客观现实。对于社会生活本质特征的分析表明，旧制度的结构就其对于社会的稳定性而言，总是存在着积极的意义。与其说新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是通过改革行为得以建立的，倒不如说，是经过对于旧的结构的重新结构化过程实现的。结构的这种重新结构化既是旧结构走向新结构的持续创新过程，同时也是历史的延续过程。结构的这种重新结构化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它符合社会和个人的生存特性和发展本质，而结构化本身则注定是一个过程。因此，制度成功转型的奥秘，亦即在制度转型的同时获得社会总体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奥秘，绝不可能存在于只是关注制度抽象和静态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学说中，而只能存在于关注这种重新结构化过程分析的学说中。
［4］以民族国家总体发展为前提和目标的重新结构化过程本身所包含的一个含义是，那些构成发展的条件总是因时因地所决定的，因此，对于最优化的发展而言，不仅从来就不可能通过制度“移植”而实现，毋宁说，所谓制度移植只是存在于理论的抽象中。因此，粗暴的移植必定意味着生活常态的丧失。进一步说，不仅制度移植是粗暴的、反常的、破坏性的，甚至于发展和进步的指标也是因时因地提出来的。在重新构造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并不存在衡量社会和个人进步的普适性指标，普适性指标的抽象特征表明了它的空洞性质。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不断赋予个人以新的自由境界并鼓励创新是极其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因时因地不断提出问题，恰如其分和适时的为那些个人自由的实现创造和提供条件。
［5］在结构和重新结构化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性说明，改革和转型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在引入新的生活原则的同时，比方说，在引入竞争性原则的同时，由于结构和重新结构化之间的关联性质，某些事情将必然会发生，并且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事物的选择性基于人们的价值认识，然而一旦选择得到确定并付诸实施或成为民族国家的社会实践，结构的相互作用就会自行展开，而这些相互作用的趋向，是可以预测和判定的。这一点恰恰给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首先是选择，接着就是重新结构化的开始，不过这种经过民族国家的意志正式启动了的重新结构化过程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性。因此，民族国家改革的主导者切莫为形形色色的道德诉求弄昏了头脑，更不能因此而失去改革的决心。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牢牢抓住民族国家发展的总问题，并且在此前提下平衡各种道德诉求，通过这种平衡维护社会的基本团结。
最后，在本书的作者看来，民族国家的总体性选择确实是存在的和必需的，但是在实际的民族国家生活中，这种选择往往并未达到自觉的水平，并且总是通过特定民族国家内部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但是，一旦民族国家的选择确定了，事情本身就会转入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该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其方向及其对于总体进程的影响，却是可以调节的。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对于形势进行评估，适时的推出和推进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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