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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能解决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
在形形色色的对于民族国家发展问题所提供的方案中，其中确确实实有很多是从狭隘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的。一般来说，民族国家如何发展的解决方案总会涉及到该方案的选择究竟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着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因而会受到不同阶级或者不同阶层人们不同的欢迎程度甚至于采取反对的态度。但是，
这并非是问题的全部。假如民族国家的历史选择只能通过这种不同利益和不同取向之间的博弈来完成，或者退一步，假如民族国家只有通过这种博弈才显出公平，才能达到最佳的结果，那么，通过移植民主选举的制度似乎就是唯一正当的方式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开始的前计划经济国家铺天盖地的民主改革运动实际上就是这种观念在实践上的集中表现。这些国家之所以陆续走上这条道路，其摆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在计划体制和前社会主义的模式下，民族国家存在着普遍的发展不足或欠发展问题。人们曾天真的以为，只要选择了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并且在此政治前提下推行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经济制度，发展问题便能自动解决。事实证明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立竿见影的相关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些移植了民主制度国家普遍的经济萎缩为此提供了再清楚不过的历史注解。与此相反，似乎一直在摸索着经验，探索着自己独立的改革和开放道路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加上在此之前亚洲其他几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国家或政府主导的改革在经济绩效和社会后果上都远远好于通过充分的政治博弈来实现发展的发展模式。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
正统的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不可能对此作出解释的。事实也一再证明，尽管彼此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只是在事实上承认这一点，至于在理论上，人们并未看到丝毫的调整和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验一直是作为某种特例甚至于异端来加以对待的。
事实上，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就对这种国家主导下的成功经验心存排斥或者说存心排斥。原因很简单，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教义和解释框架中，根本就不可能容纳“国家主导”这样的字眼。无论是在“还政于民”还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抽象说法中，作为民族国家整体的概念都被放在了微不足道的位置，它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在这种理论教义看来，只有从个人自由的原理出发，才能够给个体带来真正的幸福。且不论这里是否已经离开了民族国家发展繁荣的主旨，即便就事论事，也会发现历史似乎极其荒诞的给人们开了个玩笑。移植民主制度的模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之所以受到人们普遍迎合，其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到这种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肆渲染和影响。可是事与愿违的是，那些对此趋炎附势的民族国家似乎并未因此获得发展上的回报，反倒是不得不吞咽下一大堆的历史苦果。当中国的发展与日俱增甚至于在一个全新的境界里冲破西方意识形态的重重抵触，开始深深地影响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时候，这种失望和内心的不平衡就愈是深刻。回头来看，这个主义在当时之所以威力巨大，一是因为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普遍失败，二是因为这种教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影响，三是因为这派教义在大学和社会科学机构中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四是因为来自于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此在一段时间内所抱的近乎疯狂的热忱态度。人们现在可以不去罗列在这些国家里曾经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和重温这些历史悲喜剧，但是在尘埃落定之后进行冷静思考的时候，人们，尤其是亲身经历这些巨大变化的人们，是有权力得到解释和说明的。
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人们不能指望信奉和到处兜售原教旨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的国家和人士来完成对于这一阶段历史的合乎实际和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解释不可能存在于这些原教旨主义的理论范畴内，而只能导致该范畴体系或结构的解体或修正。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原教旨主义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如此深刻的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这种正相关的解释不可能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人们可以很有趣的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式上所发生的种种微妙而意义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同中国政治和经济崛起保持着实用主义的关系，又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原因保持缄默并对它的未来深感忧虑。另一方面，取代彻底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模式的同时兜售，美国政府如今推广的，是更大程度上借助强权和实力来亲自动手，瓦解它所谓暴政和专制国家。解决方案已经彻头彻尾的成为单一的政治解决方案。至于这种方案是否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无止境的动乱和经济上的伤害，已经完全不在议题的考虑之中。在“华盛顿共识”日渐式微的今天，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似乎正被美国政府牵入完全可能导致另外一场社会无序的纷争之中。
这种拒绝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民族国家谋求发展的历史进行客观解释和科学说明的状态说明，那种植根于移植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模式，已经彻底的丧失了它的科学基础。如今仅剩的只是求助于还部分残存的对于民主和自由这样些抽象字眼的政治想象，而这种政治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完全丧失了貌似全面的代表性。在中国，对于这种政治想象的迷恋也只是存在于那些病态和扭曲的心态中。持有这种心态的人似乎已经丧失了观察社会的客观性立场，理性思考的能力已经让位于单纯的政治抵触，因此，已经被主流社会汹涌澎湃的发展边缘化。可以预见的是，假如这一招在时隔若干年之后再度被发现是民族国家走向繁荣的祸害，那一天，也将是原教旨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彻底失去市场的历史时刻。
事实上，对于民族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来说，通过不断的内部革新确立一种能够持续保持经济发展并逐渐适应变化的经济制度是可能的。同样，通过不断的改革，确立一种更加人性化和符合个体越来越自由的个性主张和趋势的政治制度，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以事实上的不间断发展作为前提。这种导致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得以持续发展的奥秘并不存在于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的机械教条中，而是存在于民族国家有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因而，是存在于另一种理论形态中。尝试着将这一理论形态揭示出来，将遮蔽于其上的种种谬误和歧见消除掉，是我们当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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