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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就是自冷战结束之后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一大批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为了解决自身发展这样一个表面上的共同问题，纷纷走上了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之路。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旨在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和带来持久发展的制度的转型之路，其范围之广大和影响之深远，足以称之为近代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最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实践。
这场制度转型实践的核心，是将那种以指令性计划和服从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为一种以竞争和人性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这样那样的历史原因，中国和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诸国相比，走出了一条很不相同的转型与发展之路。中国的道路从形式上看，迄今为止都是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在进行；而后者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采取了激烈的和大爆炸式的激进形式。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制度转型道路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发展的中心而展开，在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安排上更多的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延续性，这使得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一直显现出可控的状态。而对于后者来说，由于采取了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揽子转型的方式，因而在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暂时的制度真空和社会混乱状态。从改革的思想来源上看，中国一开始采取的是以现实社会反应为准绳的经验积累和摸索前进的方式，因此在改革的早期表现得极其谨慎和步履蹒跚。而随着改革的成功尤其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改革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更有预见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形成了主导改革和转型过程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思想原则，我称之为执政三要素。而对于其他那些转型国家来说，转型的思想来源一开始便深受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某种理想制度设计主导下的大规模的制度移植试验。这种制度移植试验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从现实社会的反应出发来制定政策和影响社会变迁的走向，而是希望通过一揽子的改革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就改变制度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最后，由于持续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的改革成就远远超出了改革初期改革发动者的预期。而对于其他转型国家来说，由于普遍遭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度经济衰退，因而不得不对先前的改革思路予以反思和调整。
为什么不同的转型方式会带来如此不同的后果？换言之，转型国家，或者更宽泛的说，民族国家如何才能通过制度改革获得持续的发展条件和机会？这里边蕴含着哪些不能违背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就是本书的任务。
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它需要一种广泛的综合，需要一种涵盖了社会结构演变过程那些主要方面的社会理论。不仅如此，由于这种与社会结构演变相关的过程无时无刻不与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又不能仅仅被归属于那种泛泛而谈的社会发展理论。用我的话来说，它需要的乃是一种旨在发展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观。
奇怪的是，我们在大力向转型国家推销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华盛顿共识”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里，却一直没有看到这样一种理论综合。我们没有看到，在一个既定的制度现实面前，民族国家如何行动才能保持这两者的同时并进，与此同时，能够因为制度的改革带来并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人们在冷战结束的一个历史关头一度失去了理智，错误的以为只要将那些成熟状态的政治和经济基本条件移入转型国家，就一定能带来普遍的繁荣。大量的历史记载表明，不仅转型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起初是这样想的，甚至于许多普通居民的行为也受到这种虚假预期的驱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结束后的初期，在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和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示范下，转型国家一度普遍陷入了无批判的集体意识状态。人们忘记了，那些标准化的完善的制度设计和蓝图，只是西方社会长期演化的结果，而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无批判的接受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制度抽象的强加。问题在于，人们由此出发的那个社会现实和制度遗产同这些标准制度设计方案之间必然会发生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由于缺少描述这种相互作用方向的社会理论，加之鲁莽行事，因而恰恰会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尽管如此，在时隔十几年之后，关于这场转型实践的反省仍然未能上升到社会发展理论的高度来进行，而对于“华盛顿共识”背后所包含的一系列认识前提上的谬误，也没有予以真正的理论清算。但是，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界和舆论界，那些原教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意识状况和社会影响表明，人们对于那种一揽子抽象民主制度的移植，往往还怀抱着蒙昧的期望，而全然未能看到这种激进改革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朝着正确方向的持续演进有着怎样的致命的威胁。
本书在实践上的中心目的之一，就在于希望能够从民族国家发展观的高度表明，为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复兴，人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按照一种渐进式的方式持续的和健康的扩展下去。在这里，任何希望通过激进的和爆炸式的方式来完成制度转型的政治想象和诱惑，都是极其有害的。
我希望通过本书的探讨能够揭示，所谓渐进式改革或转型与激进改革或转型的区别，决非迄今为止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仅仅是一种速度上的区别，更不像某些哈佛学者曾经表明的，仅仅是分一步还是分几步跨过一条河沟那样的粗陋的比喻。转型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规律、适应性和学习。因此，转型实践向我们敞开的是一个尚未认识的巨大的认识领域。与此同时，当制度转型同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这样的价值选择和战略选择密不可分，并且因为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日益紧迫而须臾不可忽视时，转型过程更应当按照社会发展和事物自身的规律来进行而不是相反。
我认为，自上世纪末年至今众多国家的转型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范围广大的历史实践。它们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怎样才能从一个具有强大制度刚性和社会统一范式的现实处境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过程，走出这样一种制度困境和社会困境，在不断确立一种具有竞争力和活力的制度和社会范式的同时，赢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由此改变本国人民的命运及其在国际关系体系内的地位。事情的这种提法说明，对于这场历史性的转型实践，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和经验积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践又给人们提供了观察人类自身性格和制度变迁千载难逢的机会和素材。因此，那种指望通过简单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和抽象理论来完成转型的做法，必然会导致脱离这场转型实践的历史场景。正确的做法也许是，在批判性的接受人类认识成就的前提下，对于这场具有独特个性的历史转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推进和丰富我们对于人类性格和社会的认识。
本书的思考和写作即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而展开的。同时下流行的那种注疏和移植西方社会形形色色学术流派和观点的做法不同，本书希望能够从一种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概念框架出发，深入的思考这个过程本身并接受这个过程的修正。显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尝试，至于它的结果，不仅需要通过历史本身来检验，同时也需要接受来自于读者的批评。在我看来，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关于历史真实的对话，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对话过程中，我们才有希望不断的增进认识并接近事物的真理。
200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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