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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举 李玉萍
中国外贸增长连续多年出现了“加速度”运动，外贸总量跻身世界第三，紧随老牌贸易强国：美国与德国。由1000亿美元增长到10000亿美元的飞跃，中国用了16年，少于美国的20年和德国的26年。
如此突出的贸易地位和快速增长的势头，走势如何，值得关注。美国1992年外贸总额达到10021亿美元，2000年时突破2万亿美元，即大约花费10年时间翻了一番，德国1998年外贸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一直处于微幅增长。笔者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外贸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外贸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渐显的高成本，力免中国经济、财力不能承受外贸增长之重。
摩擦高发、贸易条件恶化
中国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1995年至2004年底，ＷＴＯ成员方反倾销共立案2646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411起，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据ＷＴＯ统计，2004年，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57起，涉案金额共12．6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几乎涉及所有我国具备出口竞争力的产品类别。另外，外贸在飞速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贸易条件大幅恶化。低下的出口效益问题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据资料，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2003年相当于当年ＧＤＰ1－1．2％的损失。
根据全球113个国家出口增长和贸易条件恶化程度的回归分析，发现二者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根据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可以分成极度恶化类型，如智利、韩国；大幅恶化类型，如中国、泰国等；小幅恶化类型，如巴西、印度、日本、新加坡、土耳其等国家。美国、德国外贸增长的背后并没出现“贫困化增长”。美国、德国外贸总额在突破10000万亿美元以后，贸易条件都没有出现恶化，其背后的外贸政策值得研究。
财政负担成本上升
2004年中国外贸增长的背后是高达4200亿元人民币的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1999－－2004年我国出口退税年均增长32．1％，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出口退税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年均增长缺口超过10个百分点，如果外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则必然会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加大，而中央和地方的分担机制会凸现地方财政压力。1999－－2004年，31个省市的财政收入年增长不高，略高于20％的仅有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和重庆五个省市。当前的出口退税机制将带来出口增长越快、地方政府负担越重的问题，因而长期内，地区间不平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成本上升
据资料，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部分出口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废物进口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据中国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03年中国塑料垃圾、废铁、废纸的进口量分别是1990年的125倍、50倍和21倍。虽然目前废物进口量在进口总额中仅占据较小的比重，但是其负面影响很明显，尤其是存在着很多废物进口走私活动。由于环境恶化的代价无法显示在产品交易的成本中，因此外贸增长过程伴随着“外部性”，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未来时期内，将环境可持续性融入外贸增长政策之中。
资源成本上升
外贸增长面临着出口高能耗和进口资源依存度急剧上升的双重压力。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粗放型增长方式。来自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第一季度，我国出口商品中高物耗、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比例和增幅还很高。
从进口来说，我国对战略资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明显提高了。多种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以上，如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35％、36％和46％，镍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更是高达55％以上。
外贸增长面临着国内、国外资源稀缺的双重压力，这可能造成两方面的突出问题。第一，当前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产品上，一旦贸易摩擦全面转移到我国大量进口的资源、能源性产品上，则损害比当前的贸易摩擦更为严重，贸易模式可能发生激变。第二，高能耗产品的大量出口，使得国内的资源供给脱节，自给率不断降低，更加突出了对外部资源供给的依赖。据估算，我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够保证2010年需要的只有24种，能够保证2020年需要的只有6种。
中国和平崛起成本上升
10余年入世谈判的历程，足以表明争取合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是何等的重要和艰难。加入ＷＴＯ以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和防范、应对全球风险的成本上升。
中国的迅速崛起平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强大的担忧。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与其政治利益的交集在缩小，政治障碍无疑增加了我国的外交成本。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加大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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