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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哲
8月6日，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组织首次市民建言会，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代表就北京市的“人口问题”积极建言献策。8月7日《新京报》以《北京讨论人口压力问题，限制外地人进京遭反对》为题进行了报道。
报道中的4项“代表建言”，其中就有两项是如何“限制外地人进京”的。张建越代表的“建言”是“控制入口，敞开出口”——可通过控制土地的供应量，让住宅的价格适当上升，提高北京市“生产消费”的水平，使得一些低层次的产业在北京不能生存。
张建越代表“建言”的目的，虽然有点闪烁其词，却也并非不可捉摸——让外地人买不起房、消费不起，让只能从事低层次产业的外地人找不到工作，外地人也就不会再进京了。有人会问，房价上去了，北京人就买得起房吗？消费水平上去了，北京人就消费得起吗？没有“低层次”产业了，北京人就找得到工作吗？是呀，北京人也有穷人，北京人也有很多低学历、低技能而只能从事“低层次产业”的体力劳动者。但其实这正是张建越的“一石二鸟”之计，即所谓“控制入口，敞开出口”——把穷人挡在门外的同时，还要把门里的穷人赶出去。
挡得住富人吗？不能。赶得走富人吗？也不能。“如果没有穷人，富人将会怎样？”再夸大其辞一点，“如果没有穷人，城市将会怎样？世界将会怎样？”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即使是从“限制进京”的角度看，外地人到北京落户，也以富人、当权者居多，而以目前的房价，即使不再上升，又有几个打工仔能买得起呢？
“低层次产业”这个概念也让人莫名其妙，张建越只说要让“一些低层次的产业在北京不能生存”，却没有给“低层次产业”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更没有对“低层次产业”与外来人口有怎样一种关系做任何分析。如果说打扫厕所是低层次的，开发软件是高层次的，但一个软件公司的厕所依然需要打扫，而清洁工与开发工程师则同为软件公司的雇员，从事的乃是同一“层次”的产业。卖菜、扫大街、捡垃圾、做保姆，这些在张建越看来也许都是“低层次”的，但北京可以没有这些“低层次”吗？
而另一位代表——旅法归国华侨罗小华在“建言”中，则拿出了一块“巴黎市如何管理外来人口”的“他山之玉”：在巴黎，外来人口获得居住权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先缴纳10年的赋税。“由于这里是居民祖祖辈辈建设的巴黎，你作为外地人每个人交十年的税才能成为巴黎的居民。”于是，罗小华就用这块“巴黎之玉”来攻“北京之石”了——控制北京日益上升的人口应该从房地产开始，“世世代代北京市民交了很多的税，贡献了很多才建设成了今天的北京，外地人没有交建设费是不合理的。”
巴黎是如何限制外来人口的，我查不到相关资料，似应只能相信旅法归侨罗小华的“一面之词”，但我感觉，罗小华在表述上似乎有失准确——某一个法国人到巴黎“租房居住”，需要交纳10年的赋税吗？即使是“买房居住”，是否要交“交纳10年的赋税”，其实也大可存疑。即使果真如此，“巴黎之玉”也攻不成“北京之石”，“世世代代北京市民交了很多的税”是确实的，但因此“才建设成了今天的北京”却并不确实——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同样“世世代代”交了很多税，集中于国库由财政部“统一分配”。我国财政分配对于首都北京有着更多的倾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北京集中了中国最好、最多的院校；北京市内由国家财政建设、供应的公用设施、文化设施比比皆是；北京的各种福利保障制度也是国内最为完善、最为有保证的。北京市民对北京“贡献了很多”，而“外地人”对北京不仅“贡献”了很多，更“牺牲”了很多，“外地人没有交建设费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话不应该出自北京市民之口。
北京市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并非户籍压力，而解决流动人口的压力，则似乎只有实行张维英主张的“准入”制度而别无他法，而“准入”制度又显非“良法”。在我看来，有很多压力都是一时无法解决的，应视为“发展的必然代价”而任其存在，或坦然接受，而不是企图把这种压力推掉。是的，也许流动人口的“低素质”给北京带来了脏、乱、差，给光明的城市制造了好多阴暗角落，但作为城市应把握好自己的心态——他们也是城市的建设者，相对于城市给予他们的，城市从他们身上索取的更多。只要外来人口建设城市，而不许外来人口分享城市，常让我联想到旅游景区的某些小饭店、小商店，它们因流动人口而兴盛，却不愿给流动人口对等质量的服务，更不愿给下一拨流动人口对等质量的服务——为什么呢？理由是我的兴盛是我们本地人给的，前一拨流动人口没功劳，你这下一拨更没有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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