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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7月11日，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20多位来自保定的农民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选举”，选出了村委会，这标志着在当地创业、务工的300多名保定人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这种模式被称为“保定村”。从1998年至今，在海外务工的保定人中，已建立起40多个类似的“保定村”，把中国的乡村管理模式移植到海外创业的人群中，保定的这一实验在
国内开了先河。
保定村的由来
“再过几天，我们作为第三批赴蒙古国的人员，就要加入当地保定村的行列了。”8月5日，徐水县史端乡南胡渠村的农民张学东告诉记者，他刚刚从非洲的科特迪瓦回来，在那里做了两年的贸易，正是因为有一定的国外经商经验，所以他才非常看好蒙古国这一新开发的市场。
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保定，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市，外出打工经商的人遍布全国，这几年来，许多人开始把眼光投向海外市场，保定村这一名称最初的由来，就是在海外创业的一群保定农民的发明创造。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援助非洲的赞比亚举修水坝工程，参与施工的就有来自定州吕家庄村的100多名农民，水坝修了两年多，到结束时这群农民却不愿意离开了，原因是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打算留在当地种地或是搞加工。
于是，在赞比西河北岸的草原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全部由中国农民组成的“保定村”，后来，这些人陆续将家人接去，人数最多时达到380多人。村里人种水稻、种菜、种花，由于当地气候适宜，水稻可以一年收获三季。鲜花可以销往欧洲，种的白菜在当地可以卖到一公斤2.6美元，一棵葱也可以卖到人民币1元的价格。
时任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刘建军在1998年曾亲自去过这个“保定村”考察，这些保定人在异国他乡的创业经历令他“眼前一亮”，普通中国农民在国外靠种地也能发家致富，这种模式如果能够推广，对于人均耕地不到2亩的保定农民来说，这一模式将在根本上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从这时起，向海外输出农民，输出保定村模式成为刘建军最主要的工作，到2002年他卸任时，据他称已经在海外成立了40余个保定村。
非洲的遍地商机
在这些海外的保定村中，大部分集中在非洲，许多怀揣梦想的保定农民，将海外淘金的目的地选在了非洲。
“在非洲务农经商，风险很大，有时甚至是在玩命，但高风险带来的也是高额的回报。”目前在非洲的科特迪瓦，大约有1万5千名华人。在那里经商2年多的张学东告诉记者，2002年，他们在科特迪瓦的拉各塔市组建了一个保定村，占用了1000公顷土地，大约有40多个保定老乡，有的从事种植、养殖，有的开办家具厂、饭店，有的从事棕榈油、橡胶的加工业务，“我认识一个种菜的老乡，一年下来赚了40多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在非洲最便宜的是原材料和能源，可可、咖啡一公斤的收购价格才合人民币20多元，但由于非洲工业基础薄弱，最缺乏的是轻工产品和建材，就连盖房用的砖，最开始的价格竟然达到一美元两块，这几年虽然价格降下来了，但一块砖的价格仍能达到人民币一元。在保定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4个烧砖的师傅，到了非洲就享受到专家的待遇，他们在那里待了4个月，每个人挣到了一万美元。
但是对于这些海外创业者来说，这些美丽的财富故事还远不是生活的全部。据记者了解，在非洲的许多小国里，虽然致富的机会很多，但是由于当地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这里经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勇气和胆识，在这里，陌生的环境、肆虐的瘟疫、频繁的贿赂、绑架都需要外来投资者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张学东告诉记者，他们的保定村就专门在当地请了保安，负责维持安全，由于他们与当地高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找他们的麻烦。
定州吕家庄村的李振英告诉记者，他几年前到非洲毛里求斯去务工，办理出国手续总共才花了几千元钱，而如果是去欧美或是东南亚，出国的费用要翻好几番。
“保定村”成功的背后
“现在到乌兰巴托的保定村去看一看，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与国内相差无几，但收入却比在国内时强多了。”作为保定村的创始人，现任保定市国际合作委员会主任的刘建军告诉记者，在蒙古国的保定村里，村民们都管吃管住，电视能收看到中央4台的节目，而且他们还创作了专门的村歌。
目前，乌兰巴托的这个保定村已经有了6个前期项目，涉及建筑、制砖、皮革加工、旅馆和餐饮等行业，目前第二批正在申请的项目还有开办农场、种小麦和蔬菜的三万亩土地、国际会议中心的承建工程、石材加工厂和雕刻厂的筹建，以及总统府的扩建工程、矿业开采等，现任村长、天意达建材公司董事长陈喜安预计，等这些项目全部实施后，将使保定村的规模扩大到1500人。
目前，来自易县牛岗乡台底村的村民陈来会率领着一家四口都在这个保定村里生活。陈是切砖工，妻子于金平在砖厂做饭，他的两个儿子也在厂里劳动，据刘建军介绍，这一家人目前在蒙古国一个月能挣到1万多元人民币。
按照刘建军的说法，保定村在海外之所以能够站住脚跟，是因为他们选取的目标比较适合保定农民的实际。这些保定村所在的国家都属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但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穷国也都有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因此对招商引资都热情很高，因此中国的农民到当地后，不仅给这些国家带去了中国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而且把中国的种植技术和工艺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当地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输出农民的争议
对于保定村这种模式，不光是支持的声音，据记者了解，目前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其中有不少驻外使馆对此都持不赞成态度。
目前，这种海外保定村的人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刘建军个人估计总人数应该不下一万人，但事实上这些跨出国门的农民有着很强的流动性，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虽然有一部分保定人在当地经商多年后拥有了所在国的国籍，但仍有很多人选择“流动作战”。此外，目前国家政策对这种输出农民的行为尚没有明确界定。
定州农民李振英也在电话中向记者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前几年去过非洲的毛里求斯打工，后来他又去了新加坡当建筑工人，“出国打工最怕的就是受骗上当，现在不少出国打工的人都喜欢选择新加坡、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打工比较放心。”据他介绍，他在非洲时，也听到过“保定村”的一些说法，但由于人员分布较为分散和流动性大，因此保定村的提法还显得有些笼统和宽泛。
本报记者：赵志国；实习生：袁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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