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爆发后，江南民间藏书大量流散，部分精品善本很可能被敌伪及美国人买走。郑振铎先生认为如果不及时抢救，将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于是他先是用自己的积蓄购书；不久钱用完了，就再向朋友借，或向书贾欠账；有时候还把自己的不太重要的藏书拿出去卖，然后再用这钱来还账，他自己戏称为挖肉补疮
郑振铎(1898-1958)著名学者、作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出版家、收藏家。
本文作者：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从事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史研究。著有《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郑振铎传》、《井中奇书考》、《中国译学理论史》、《民国文坛探隐》、《鲁迅比较研究》(翻译)、《郑思肖集》(古籍整理)、《日本汉文学史》(已完成，待出版)等。
有朋友对我说，郑振铎先生在解放前的作家中，可是位大腕，有钱！你瞧他爱书如命，买起书来挥金如土，出手不凡，所以成为屈指可数的藏书家和大学问家。
早岁家境贫寒
朋友的话不好算错，但他有所不知，小时候的郑振铎，可是一个相当苦的穷孩子。本来，他祖父当过从九品的官，官虽小，但总不好算穷人。他的叔叔就曾出洋留学。但不如何故，这个家庭却又很快破落了，以至祖父只得将自己最小的女儿送给了别人。他父亲在他十几岁时就生病死了。原因竟是因为他父亲在某地县衙门内突然看到了早先被送人的妹妹当了人家的小妾，受到巨大刺激，便神经错乱了。不久，他祖父也郁郁而亡，家里便像塌了梁的屋。郑先生的母亲，三十几岁便守寡，靠帮人家洗洗缝缝维持这个家。上要侍候同样守寡的祖母，下要拉扯郑振铎和两个妹妹，其艰难可想而知！因此，郑先生在读中学时，据说有几次竟因为交不出学费而不能参加考试。
好容易中学毕业了，因为叔叔留学归来后在外交部当个小京官，所以他上北京去考大学。本来他最喜欢学的是文史，但因为家庭贫困，他考了学费最低、且毕业后有铁饭碗的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前身)。他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本来，毕业后到铁路局谋个职，也可保证衣服无忧。因为他还是我国铁路管理专业的首届毕业生呢。但就在他大学二年级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他和瞿秋白等人一起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五四运动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不仅在北京带头发起组织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而且在毕业后到上海铁路局报到不久，便放弃了铁饭碗，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从此走上了文化工作者和作家、学者的道路。
郑振铎在北京读大学时，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而在学生运动中，他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福建籍老乡王世瑛产生了恋情。王世瑛也很喜欢他，但终因王家父母嫌他家太穷，金钱的魔力便生生拆散了这对有情人。这一初恋的失败，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详情在王世瑛的同学、女作家黄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中有生动的描写。
成年笔润颇丰
应该说，郑振铎自从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后，经济上便有很大的好转。他一开始工资就很高，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二人，在1920年10月曾到北京寻访人才，当时就与郑振铎认识了。郑振铎随即为商务印书馆编过《俄罗斯文学丛书》等，令高梦旦对他的才能十分欣赏。郑振铎告别铁路局到商务印书馆报到，当高梦旦问他希望拿多少工资时，他大概只知道当时沈雁冰(茅盾)的月薪数，于是就说了60元。其实他并不了解编译所的工资标准，而当时新来的编辑一般月薪只有24元，有的熬上10年也不过50来元。像沈雁冰，进馆五个月后破格提升也才月薪30元，此时因工作多年，又被提拔为《小说月报》主编才加了薪水。可是，爱才如渴的高梦旦毫不怪他冒？，竟笑着答应了！
又过了几年，高梦旦还成了他的岳父。高家当然很富有，于是，有的人便想当然地认为郑振铎有钱是靠丈人家。甚至有人在文章中说三十年代鲁迅批富家女婿(邵洵美)时影射了郑振铎。其实这全然是胡扯。鲁迅去郑家做过客，郑母热情地招待过鲁迅。鲁迅只比郑振铎母亲小一岁，但他却非常有礼貌地称呼伯母。鲁迅应该知道郑振铎出身贫寒，其母历尽艰辛，岂会这样影射嘲讽？再说，鲁迅也知道郑振铎的工资和稿费，是不需要靠丈人家的。
郑振铎的稿费收入确实很多，甚至也许还不下于鲁迅。因为他精力旺盛，就像茅盾后来为他写的悼诗中说的下笔浑如不系舟，多产得很。如果你翻翻解放前的《小说月报》等报刊，几乎每期都能看到他有多篇文章，简直会惊异不已。他还出了很多书。因此，笔耕收入也是惊人的。他和高夫人结婚后，又有十多年没有孩子，家里经济状况当然是宽裕的。不过，他的开销也大。除了日常家用外，他最大的消费就是上面茅盾那句诗的上联：买书贪得常倾箧。
郑振铎之爱书如狂如痴，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出了名的。他学问又博，爱好又多，涉猎面又广，花在各种书上面的钱是无法计算的。后来，他又常常自费编印书籍，也需花很多钱。除了书以外，他又是一个爱友如命的人，交游甚多，特别像叶圣陶、茅盾、胡愈之、王伯祥等一批文学研究会同人和商务编译所同事，经常一起上饭店吃饭。又因为郑母非常好客，做得一手好菜，这些朋友又常去他家聚宴。有朋友看了1920年代王伯祥的日记，他们聚餐频率之高是令人吃惊的。这也是他的一笔大开销。
无私抢救国宝
然而，郑先生并不是一直这么舒畅、潇洒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以及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时，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那个考验人的历史时期，最能够看出郑先生的人格及财富观。
抗战爆发后，日寇不仅夺我国土，烧杀抢掠，而且还毁灭我文化财富。商务印书馆就遭到野蛮轰炸，郑振铎寄在开明书店的藏书也遭受重大损失。更令他心焦的是，这时江南民间藏书大量流散，部分精品善本很可能被敌伪及美国人买走。他认为如果不及时抢救，将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于是他先是用自己的积蓄购书；不久钱用完了，就再向朋友借，或向书贾欠账；有时候还把自己的不太重要的藏书拿出去卖，然后再用这钱来还账，他自己戏称为挖肉补疮。
这样几个月下来，能想的办法都想了，钱还是远远不够，其妻却已多次向他严重抗议了，而市面上流散出来的珍本有增无减，特别是他还打听到有好几家著名的私人藏书楼都将有整批的善本要抛售。问题非常严重！他意识到以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扭转不了这一危急情势的。这时，他想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主意。原来，先是在1938年5月，他在书市发现了一部绝对是国宝级的海内孤本《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可是他又绝对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来购下，眼看它可能流失海外，情急之下他给北京图书馆、国家教育部等处写信打电报，希望他们设法抢救，结果是由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拍板购下的。这时，他又想到了向政府当局求援。1939年底，他联合了上海几位有名望的爱国老学者张元济、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数次联合向重庆当局发去紧急电报和长信，要求以国家的力量抢救江南文献。这些信、电都是由他起草的。
他们的慷慨陈辞和详尽分析，打动了有关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陈立夫、朱家骅的支持下，决定从中英庚款中拨出巨款，请他们在沪秘密抢救珍本图书，书归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就这样，在他的努力下，终于争取到几十年前帝国主义抢劫而去又部分归还的庚子赔款，用在抢救再次遭到帝国主义抢劫的善本图书上。这是多么悲壮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啊！于是，郑振铎与这几位老先生秘密组织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个会名也是他取的，他还亲自起草了该会的办事细则十条。从此，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购书活动，就在他主持下开始秘密进行(表面上打的是为暨南大学、商务印书馆函芬楼等买书的幌子)。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著名版本学家徐森玉等人，都曾秘密潜至上海，目睹了郑振铎等人奋不顾身、公而忘私地为国家抢救文献古籍的壮举。
如今，在宝岛台湾的国家图书馆，仍珍藏着一些珍贵的当年来往秘信，可以看出郑先生当年经手大笔巨款，而他自己非但分文不取，反而垫出不少活动经费。如1941年1月20日，徐森玉在上海致信重庆蒋复璁，提到郑振铎等人网罗遗佚，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瑕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重庆方面大为感动，主动向郑先生提出应该支付一点劳务费，郑先生即去信谢绝，说：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近年彼岸人士披露这些信时，均肃然起敬，赞为高风亮节！
郑先生自谦为有惭于喋血杀敌的壮士，其实他们打的是没有硝烟的大战，并且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胜利，一举扭转了珍本外流的严重局面。整个购书活动，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而被迫停止。共进行了约两年。但这是极关键的两年！他们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永垂史册的好事。正如他后来说的：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
书生无奈炒股
郑先生主要因抢救图书而坚守在孤岛上海，孤岛沦陷后他就没法撤到大后方了。抗战后四年，他就一直隐姓化名，过着潜伏的生活。敌伪方面也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他没有任何职业和工资，因为不能公开发表文章，连稿费也没有了。生活异常艰苦。有一段时间，他是被迫将自己心爱的藏书拿出去换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他这位大学者甚至还借钱炒过股票。这事从未为人所知，我从他1945年的台历上看到，从6月11日起，他几乎天天奔波于银行和当时在宁波路的证券交易市场。如6月15日他在台历上记道：晨出，至银行、市场，奔波甚苦，无非为‘利’而已。瞬息万变，人声鼎沸，一上一落，心亦随之，可怕也！只可偶一为之耳。此后又常记道：借债还债，不胜其烦，此事诚不可为也！可少休矣！碌碌奔走者十余日，精神上痛苦殊甚。有一天上午他刚去过股市，下午马上记道：取善本书若干，以资欣赏，以涤尘心，当可有助于修养。可见他这个读书人，从内心是厌倦做这种事的，实在也是没办法才下海的。从台历日记上看，他总的来说做亏了。7月13日，他写道：与友谈，叹生活之艰难，已至极顶，再有两三个月，决难维持下去。好在只过了一个月，胜利的日子就到来了！
抗战胜利后，郑先生至少有了稿费收入。他还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创办主编了《民主》周刊，勇敢投入民主运动。他还编印了很多大型丛书，创办主编《文艺复兴》杂志等等。由于他威信高，富于编辑出版经验，印书时又常采用集资和预约收款的方式，所以一开始在经济上还略有盈余。善于幽默调侃的好友钱钟书便巧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对他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原文师与商是两个人名，孔夫子是对自己的两个学生作评价；现在，钱夫子的意思是郑先生当时过的日子，比起教师来要好一点，比起商人来则不及。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几天，他又坠入窘况。国统区物价飞涨，全国老百姓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他拉的摊子又太大，所办的刊物、所印的书等等，无不大亏血本！而更要命的是，他不仅仍然是见好书就买(当时兵荒马乱的，珍贵图书仍有流失毁损的危险)，而且又开始以个人之力抢救出土陶俑！因为他深感这是重要文物和艺术品，必须抢救！为此，他负债累累。虽然一两年下来，他收了很多精品，又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他的夫人实在受不了了，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夫妻之间因为经济问题而吵架。
珍藏捐献国家
1949年初，党派人找郑振铎，安排他秘密离沪，转道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位联络员还对他说：党了解您为编印书籍，欠了不少债，我们替您还吧！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说：现在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一分钱都是很可宝贵的，我怎么能接受党的这些钱呢？他坚决谢绝了，又卖掉了几部心爱的古书还了一点债，就在党的安排下北上了。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了国家文化工作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全国文物工作的总负责。这时他提出来，凡国家文物局的干部，个人都不准收藏文物。他就考虑带头将自己在解放前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搜集的全部陶俑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时，他家里所有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批陶俑，还有几屋子的书。除此以外，几乎是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了。那些善本、珍本当然可算是文物，但那是他的至爱，也是他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当然不能捐出去；但他已经好几次对家人、对朋友说过，等他死了，也全部要送给国家！
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介绍了自己多年收藏的那批陶俑的价值和特点，希望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他还不好意思地向总理说，这批保存在上海家里的陶俑明器，数量相当多，需要专门精心打包、托运，但自己却实在付不起雇人打包和托运的钱。同时还透露了其中有几具陶俑的钱还欠着债。周总理立即给郭沫若、周畅同志作了批示，并指示应该由公家出包装、运输费，并帮郑先生还债。他的这封信和总理的批示，近年从档案中发现，读了令人激动。这批陶俑后经专家鉴定，其中不少是国家级珍贵文物，今已成故宫镇府之宝，价值不可估量！
郑先生不幸于1958年因公出国时飞机失事而牺牲。他逝世后，家人便遵照他生前遗嘱，将他一生收集的近十万册图书全部捐献给国家，由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接受。据说，当时有北京的旧书店找上他家，说愿意以40万元的巨款(那是1958年的40万元！)收购这批书，但他家属讲了他生前说过的话，连书店的人也深受感动！这批书中，可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的古书就有好几十种，如果放到今天，其价值又是无法计算的！
郑振铎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人民，也把他一生积蓄的财富差不多都捐给了国家。而他自己平时却是非常节俭的。最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份他记在1955年日记中的国外个人采购单，当时他的职务是文化部副部长，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了两个国家，在访问中他还不时向国外一些慈善机构慷慨献爱心，然而他为亲人带回国的是些什么呢？下面就是他这位部级干部出国三个多月带回国给亲人的礼品单：
箴 原子(珠)笔、冷霜、衣服
贝 原子笔、铅笔
宝 提包、原子笔
萨 原子笔、剃刀
旗 汽车 狗
母 食物(麦芽糖)
威 食物，刀片
昭 食物，原子笔
丽 原子笔
？子三双，手帕一打，麦芽糖六叮，肓公饼三听(注：名单中的箴是妻子，贝是儿子，宝是女儿，萨是女婿，旗是外孙女，母是母亲，其他都是亲戚家的小孩。送给旗的汽车、狗都是玩具)
作者：陈福康
（来源：上海证券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