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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在近日来分别召开的年中工作会议上再度宣扬转型“大投行”的理想蓝图。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却认为，四大AMC大投行路子很难走通，很可能面临被关闭的结局。一时之间，近来麻烦不断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审计署的首度发难，令四大AMC面临三大不可宽恕的“指控”:违规剥离和收纳、低价处置、内部治理缺陷。而银监会近日更开会“面对面”地揭批AMC超范围剥离、剥离交接期间维权不力丧失诉讼时效等七大罪状。由此可见，违规操作和现金回收率低成为各
界对四大AMC不满的主要原因。
然而四大AMC亦颇为委屈:四大AMC的现金回收率已超过20％，对于按“账面价值”剥离的首批万亿政策性不良资产而言，这个考核的关键指标是高抑或是低呢？由于不良资产处置无法可依、先天价值评估体系缺失，无人能够对此作出评判。更何况，肩负特殊使命而诞生的四大AMC同样有着旧体制下的“国企病”，更欠缺法律框架下的自由竞争的生存环境。
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四大AMC将难以真正履行“回收最大化和处置成本最小化”的基本职责。即使以转型“大投行”的名义获准超时限生存，亦很难获得市场认可，很难成为真正的“大投行”。
四大AMC要获得市场认可并转型成功，首先应通过立法开放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将四大AMC置于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之中，应允许国内外机构参与竞标和处置，以形成比价效应。与此同时，政府应放弃对四大AMC的全资拥有权，引入可以输入技术的战略投资者，以建立严密的内控和适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惟有通过立法，一个自由竞争的不良资产良性处置市场体系方可建立。惟有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四大AMC才不至于被指责“获利时以市场方式出现，承担风险时以官方面目出现”，亦只有在良性体系中，凭借自身资源和经验获得市场认可，四大AMC真正转型大投行才能梦想成真。
本报经济评论员 谢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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