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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宝良撤诉，表面上看，皆大欢喜：他给了北京市交管局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他们（北京市交管局）纠正了”。至于说这个“纠正”中有没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外人不得而知，不然的话，在律师还不大知情之时，匆匆撤诉，不合乎常理。实际上，杜宝良的撤诉，却是一个双败的选择，不管是对北京市交管局，还是对杜宝良本人。
在“万元罚单”事件中，顶着恶名、挨着骂名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然而，我们能不
能换个角度审视电子警察的执法。交警执法，针对的只是违章者，执法的依据是司机是否违章。现在，交管部门当被告，倒不如让法院来个裁决，交管部门在“万元罚单”一事上究竟是对还是错，既不是交管部门自己能辩解得清白的，也不是杜宝良和其他同情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杜宝良撤诉，暗示着交管部门认错，岂不是变相否定电子警察执法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杜宝良撤诉，吃亏的是北京市监管部门才对。
当然，杜宝良撤诉，对其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遗憾。他自称撤诉缘于压力过大，一个外地人和北京市交管部门叫板，害怕招惹是非。问题是，这一撤诉，使他（包括所有的司机）失去了一次通过法院裁决接受普法教育的机会。
多年前，中国一位学者去美国访问，夜间乘坐朋友的车兜风。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遇到红灯，驾车的朋友乖乖停车等候。中国学者看看四周没有一辆车，更没有警察，问朋友怎么不直接穿过红灯。朋友摇头说，违章是很不道德的，再说，电子警察可以记录下任何违章现象，罚单会最终统一从个人账户上扣款的。这位中国学者回国后感慨良多，一来赞赏美国司机的守法自觉性，二来觉得美国的交通电子警察的无情，有助于培养国民的守法意识。
本来，“万元罚单”事件中的杜宝良是经济损失方面的“受害者”，通过诉讼，可以懂得今后如何当个守法的公民、合格的司机。但是，撤诉，从某种意义上使交通法规成了间接的“受害者”。
如此撤诉，实在双败。（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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