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战略议题 美国缘何拒称战略对话

　　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这立刻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外界也对这次对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观察家甚至认为，这次对话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表明双方希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

　　事实上，中美高层对话机制是在2004年11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并获得布什的赞同而确立的。同年 12月，中国副外长戴秉国访美期间，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会谈时再次敲定，双方每半年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一次战略对话。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主任陈东晓对记者指出，“这毕竟是中美关系30年来的第一次，表明中美关系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名称不同实质相同

　　无论是“高层对话”或“战略对话”，都不会改变中美之间相互沟通的事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两者的差别不大，因为话题内容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一直将此次对话称为“战略对话”，而美方使用的名称却是“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据媒体报道，最开始美国方面的说法是“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但后来又改口说是“高层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战略对话”这个概念本身，就和以往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有所区别。时认为，“战略对话的起点高、范围广，双方以互信沟通为目的、着眼全局的战略话题为内容，但也有别于过去盟国之间的战略对话，这种‘战略对话’不针对第三方，所谈内容也更为广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潘锐教授认为，美国和盟国之间，也有“战略性对话”。比如美国与日本今年年初举行的“2＋2”会议。当时，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与日本的外相和官房长官出席了会议，讨论美日之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周边安全问题。

　　潘锐对记者指出，显然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对话是不一样的，美日之间是部长级，而中美之间是副部长级别。潘认为，美国方面对“战略”一词有所保留，可能是美方认为在和其盟国对话时才使用。所以，在与中国对话时布什政府尽量避免采用“战略”两字，而是称这一机制为“全球对话”或“高层对话”。

　　但是，陈东晓则对本报记者指出，尽管中美双方在概念表述和认知方面有所不同，却并不妨碍美中对话的实质交流。他认为，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各自表述”的情况时常可见，例如在“反对”或“不支持”台独问题的表述上，双方也分别有自己的说法。因此，无论是“高层对话”或“战略对话”，都不会改变中美之间相互沟通的事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两者的差别不大，因为话题内容是一样的”。

　　事实上，身为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的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香港接受采访时就一语道破天机：“我们讨论的将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战略议题。”

　　潘锐也认为，虽然美国不承认“战略对话”的叫法，但“高层对话”机制已经启动，以及佐利克的言辞都充分证明，美国对于加强与中国增进战略交往的重视，代表一个新框架的建立。他还认为，美国政府弃“战略对话”不用，而是用了“高层对话”，则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一种忧虑。

　　增进互信避免误判

　　通过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双方能更好地相互评估，以避免因误判、误会而产生危机

　　目前，在美国从政府到学界、从媒体到一般民众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而对中国所持的态度也两极分化，提倡“合作”者有之，高喊“对抗”者亦不乏其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杨洁勉将其归结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疑虑心态。“归根结底，中美之间依然缺乏战略互信。”他认为，这也正是中美战略对话所要达成的目标。

　　陈东晓也认为，中美关系有着良好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则对中国怀着深深的政治疑虑。美国有些新保守主义者把中国的和平发展等同于苏联在二战后的崛起，认定“腾飞的中国龙”必定会伤害“美国鹰”的利益。

　　实际上，这种观点在美国并不孤单，甚至美国一些著名的学者还从学理上对此加以解释，提醒美国人不要忽视中国崛起的威胁。比如，美国知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一再强调，“所有大国都是无情的权力追逐者，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中国日益强大，也将仿效美国，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对此，美国学界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中美“高层对话”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双方能更好地相互评估，以避免因误判、误会而产生危机。

　　时殷弘教授也认为，误判情势容易导致危机，中美之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保持沟通，对双方之间的偏见和成见不能听之任之，随其蔓延，否则双方的误解和猜疑就会加深，中美关系随时都有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

　　潘锐教授也对记者指出，中美双方应在对话中明确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各自的主要关切，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互信，通过这一例行的对话机制，作为中国向美国“增信释疑”的一个平台。

　　务虚与务实的结合

　　这次战略对话其实是务虚和务实的结合，主要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要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

　　对于中美“战略对话”，法新社评论说，在会谈中谈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高级别会谈本身。

　　事实上，在中美两个国情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全面﹑有效的沟通机制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同时还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美关系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全面，也越来越复杂，双方虽有相互合作，但互相猜疑却不曾停止。

　　佐利克8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中首次战略对话是“有益的”，双方的讨论是“开放、透明的”。他同时也表示，这次对话的目的是要“登高望远”，从全面的角度看待两国关系和对全球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会从议程上的个别案例着手，尝试把一些问题结合起来。”

　　而此间也有媒体评论认为，此次对话至少传递出两个积极信息：第一，美国对华决策者们开始从战略上和心理上接受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并深入思考如何与一个新型的大国长期共处；第二，美国愿意同中国就超越双边的全球重大战略性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潘锐教授对此也指出，这次战略对话其实是务虚和务实的结合，主要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要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

　　陈东晓认为，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有很多对话形式，比如人权对话、军事对话、贸易对话等，“但是，这些都是功能性的，主要是解决特定的问题。而这次‘战略对话’则是机制性的，着重讨论战略层面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美政治对话的空白”。

　　回归战略理性和自觉

　　超越具体问题，就双方重大的安全关切进行磋商，就各自最为重大的战略关切进行坦率的会谈，凸现其战略意涵，成为此次战略对话的基本设想

　　实际上，在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的事务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正不断扩大，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美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对此，有学者也指出，如果中美关系真的走向破裂，美国付出的代价并不亚于中国。所以，美国今后处理对华关系，一方面是要千方百计地牵制中国的和平发展，维护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从中国谋取最大的利益，防止中美关系的真正破裂。

　　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及中国外交全局中占有重要分量，因此始终冷静审视中美关系的每一个发展变化。

　　如此，超越具体问题，就双方重大的安全关切进行磋商，就各自最为重大的战略关切进行坦率的会谈，凸现其战略意涵，成为此次战略对话的基本设想。

　　陈东晓对记者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带有全球的性质，无论是国际安全还是经济秩序，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协调。他认为，美方终于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而中国倡导并积极推动战略对话，也体现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某种战略自觉。

　　潘锐教授也认为，美国也必须客观看待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要意识到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美双方都要认识到理性在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要“求同存异”，避免思路简单化，要取得彼此谅解，了解彼此的战略利益。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8月05日 第七版)

　　作者：本报记者　葛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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