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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据媒体报道，广州市物价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加强全市降价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明码标价管理，严厉打击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优惠折价等价格欺诈行为。如有商家虚构原价一经查处，最高可罚20万。
商家利用降价打折的名义促销，折射的是信用的贫乏。利用降价打折的名义促销，既非商家道德品质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亦非某种制度安排不协调，而是商家在既有制度框架下的策略运作。因为无论道德缺失还是制度缺陷，都仅仅是覆盖在成本收益这一根本内核外的壳。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式的、平等的社会，旧有的道德约束机制不再能够对违信者提供足够的惩罚。道德依然存在、理性人依然理性，只不过历史变迁过程中道德约束给违约者带来的潜在成本在下降。
如有商家虚构原价一经查处，最高可罚20万，事实上揭示了重塑信用的关键在于使经济个体成本收益的平衡。如何增加违信成本呢？自古有“治乱世用重典”的说法。于是，面对诚信严重缺失的社会现象，严惩失信行为便成为社会的最高呼声，也很自然地成为管理当局的首选策略。严惩失信行为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严惩呼声背后所反映的理念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制约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大量事实证明，许多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都具有很强的风险偏好。如果不守信的潜在收益很大，其放手一搏的动机往往是非常强烈的。低概率的严厉惩罚很难产生威慑效果。犯罪学家确信，制裁的确定性比其严厉程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因此，考虑到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提高制裁的确定性可能比简单地加强惩罚的严厉性更为有效。否则，面对极低的被抓可能性，欺诈行为人会对制裁的严厉性视而不见。在惩罚措施的实施者和承受者的博弈中，当惩戒措施实施的概率很低时，无论这种惩戒措施多么严厉，都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
对于信用的回归，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判断:真正能够产生威慑力的，不在于惩罚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犯必罚。因此，政府应该制定各种诚信经营的法律、法令、法规，保证诚信经营既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又有章可循。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诚信问题，只有通过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解决。正因为如此，广州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期待。
（日京／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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