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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韬／文
上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大实话：“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长期为人所诟病却又长期无法得到切实改善的中国“医改”，终于由于官方研究机构在官方媒体上的官方表态，而正式被阶段性地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研究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报告还说，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报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期待变革。毫无疑问的是，这份报告显然非常客观地把当前医疗卫生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摆上了政府决策层的台面，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的确就是公众一直以来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非常有疑问的是，报告得出了“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期待变革”的结论似乎让人疑窦丛生，因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剧烈的变革当中，为何经过长时间的改革过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却回到了急需“变革”的原点了呢？
无论是在官方研究报告还是在普通公众口碑当中，“医改不成功”的基本判断似乎应该成为共识。一项如此重大的改革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制度建设和体制铺排之后，却头顶“不成功”的帽子，的确让人心生悲哀。其实，即使是对医疗卫生改革的批评最为激烈的公众，作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份子，从心里也绝对希望医疗卫生改革可以走上积极的道路，毕竟，谁都不是铁人，谁还会不生病呢？在这一点上，人人应该是平等的：卫生部长如是，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如是。但在现行的“不成功”的医改体制下，卫生部长和普通农民的医疗待遇显然是不同的，非但是不同，而且是极度不同。普遍的观点是：当前的医疗卫生服务出现两极分化，公平性大大降低。一组数据可以证实医改是如此“不成功”：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
既然“不成功”，既然“需要变革”，那中国医改要向何处去呢？有舆论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英国和加拿大的模式，实现普遍的免费医疗保障。但事实上，即使是在加拿大，看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加拿大朋友告诉我，虽然在加拿大看病是免费的，但效率实在很低下，经常会有拖延病情的事件发生。与中国的庞大人口相比，加拿大的人口总量要小得多，可以想见纯粹照搬别人的模式，结果依旧会是“不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当切实总结“医改不成功”的制度责任，将之前那些不成功的所谓“改革”坚决废止，而不是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程度。与那些“制度设计问题”相比，政府首先要明确把为民众提供费用相对低廉、服务比较优质的普遍和公平的医疗服务作为核心目标，同时政府应当有勇气承担起自己的核心职能。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政府的卫生补贴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受益人是高收入群体。与此相对的是，印度的公共投入只占卫生总费用的17．9％，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排位，其公平性在全球居第43位。原因是由于印度政府将有限的政府投入公平地补给最需要医疗服务的需方。可见，财富并不是衡量医疗制度的绝对标准，重要的是，政府要有一颗公正和勇敢的心。
“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称：城市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为30．2％、公费医疗为4．0％、劳保医疗为4．6％、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占5．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79．1％。这意味着，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相当于中国近3／4的人口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这种医改不叫“不成功”还能叫什么？有多少人因为这“不成功”的医改丧失了恢复健康的希望？是谁在人命关天的医疗改革中设计了那“不成功”的制度呢？谁又会对这种足以伤人性命的“不成功”负责呢？
事实上，医改的向前推动是不可阻挡的。关键是，选择一条相对正确的改革道路，让大多数人受益。但愿，新一轮的医疗卫生改革不要走回到“不成功”的老路上。（2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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