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意见》，被称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他在货币的价格理论上的独到发现，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价格研究最高奖熠熠生辉
他曾是新中国计委、物价委、经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
7月22日，101岁的经济学家薛暮桥逝世了。在此前的1月25日，“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就在这次座谈会上，到会表示祝贺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说，薛暮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
曾培炎称赞薛暮桥：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曾培炎还赞扬他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撰写了大量理论著作，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听到薛老逝世的消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对媒体表示：“薛老的去世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因为他的思想对于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义重大。”2005年3月，薛暮桥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词指出：薛暮桥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
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
应由我们自己来开辟
“文革”前，他对计划体制曾有过两三次非常委婉的批评。“文革”结束后，他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
1992年9月，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应人民出版社邀约，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一文。本文叙述了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问题上我的认识的发展过程。说明为什么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收集在《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
———薛暮桥学术成果回顾（自述）
早在1953年发表《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之时，薛暮桥就强调国家既要有计划发展规律对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又强调必须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1979年12月，他耗费11年心血、7易其稿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此书系统总结了过去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此前2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当时发行1000万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而这本书在他脑子里蕴酿了十几年，研究、写作的环境是“牛棚”和“五七干校”。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薛暮桥撰写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文中提出，从1957年到1977年，我们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既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又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如何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应由我们自己来开辟。
薛暮桥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文革”前，他对计划体制曾有过两三次非常委婉的批评，“文革”结束后，他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
1980年后，薛暮桥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薛暮桥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在有关改革方向的多次争论中，薛暮桥始终坚持市场改革方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遇到曲折的时候，他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两篇文章，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最终确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解决铁饭碗
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看法，一时曾引起争论。他还进一步提出，“铁饭碗”的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1979年3月24日，在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发表《谈谈劳动工资问题》的讲话，提出现在还不能使资本主义绝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利多害少；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是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允许自找门路自谋职业；目前在工资上的问题是平均主义严重，全国统一工资标准制度要改革。
———薛暮桥学术成果回顾（自述）
按劳分配原则在今天不再是一个争议性的概念。而在2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倡按劳分配，需要远见、勇气和魄力。
我们国家将改革当作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改革的过程既是各方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分配形式调整的过程。薛暮桥较早研究了社会分配问题，提出不合理的物价和不合理的工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肌体上的两个病灶，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看法，一时曾引起争论。由于认为劳动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所以接着他又提出城市劳动者除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外，待业人员可以自找就业门路或者组织起来就业（组织合作社或合作小组）。他还认为，农村应当发展家庭副业，准许农民在城乡之间长途贩运，这又引起了争论。但这些思路对促进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他还进一步提出，“铁饭碗”的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解决“铁饭碗”制度的一个重要配套措施，是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把大部分原来由机关、企业办的事交给社会来办。机关、企业把一大部分社会福利事业交给社会负担后，就能精简机构，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劳动者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彻底打破现在的“铁饭碗”制度。
1979年，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薛暮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并主张城市劳动者除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外，待业人员可以自找就业门路或者组织起来就业。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录记载，那时，薛暮桥每天早上到天安门广场去锻炼。一天，他到在广场上摆摊的照相个体户处照相，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这位个体户非常激动，说：“就是您主张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很多相片，而坚决不肯收钱。今天，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创造我们国家财富的重要力量。多劳多得，尊重劳动，尊重创业，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主流思潮。
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应该变得丰富多样
早在80年代初，他就提出，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经济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1992年，他对当时流行的承包制大胆提出疑问。
1980年9月，奉命在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这个《初步意见》，是国务院专职机构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说明》中提出：“我目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说明》指出：“我们的初步意见，就是根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的方针制订的”。
———薛暮桥学术成果回顾（自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薛暮桥系统地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他呼吁，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经济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在小型企业里，还可由劳动者集资购买，采取全员入股分红的合作制经营方式。
薛暮桥在1992年对当时流行的承包制提出了疑问，认为承包制对于搞活企业、稳定财政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在农村有效的办法，不能简单地搬到城里来，今后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管理制度仍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企业能够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理顺物价。物价严重扭曲，市场就高低不平，就不能有正确的经济核算，也难于公平竞争，这就必然负盈不负亏，不能实现优胜劣汰。而没有竞争压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就难于同计划外的地方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竞争，更不能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是靠低工资来维持企业生存的。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使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是目前深化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薛暮桥还特别强调，改革还应解决谁对国营企业的资产负责的问题。他说，过去国营企业属于全民所有，但采取国家所有的形式。实际上，国有企业往往处于无人关心和负责的状况，这是造成我国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国有资产大量浪费和流失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当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经济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如小型商业网点，饮食服务业的小店铺等。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在小型企业里，还可由劳动者集资购买，采取全员入股分红的合作制经营方式。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对后来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有重要启示。目前，股份制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
针对甚嚣尘上的“通货膨胀无害论”，1988年6月和7月他写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等文章，用历史的经验说明不能依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在通货膨胀下，不可能理顺价格，改革也难深化。
1984年下半年，就当前物价问题和价格改革问题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怎样看待物价和人民生活》、《关于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意见》、《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认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指出现在到了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应积极而慎重地推进价格改革。
———薛暮桥学术成果回顾（自述）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以在世经济学家命名的经济学奖项，名为“薛暮桥价格研究奖”。这源于薛暮桥在货币和价格理论上的独到发现。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薛暮桥就形成了独具创见的货币和价格理论。在60年代初期，他又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否定了传统的货币价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的理论。
在60年代初期，薛暮桥在《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和《稳定物价和我们的货币制度》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的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货币价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的理论。这一观点一直到70年代末期仍然争论很大。40年代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我国解放区的货币没有黄金和外汇作保证，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视为不可思议的奇迹。在70年代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后，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从1980年起，薛暮桥就多次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他提出，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管住货币总量，不发生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步骤地放开价格，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他主张管住货币，放开物价，从而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以此来促进竞争的深化。
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家不得不严格控制物价上涨，使经过几年改革已经接近理顺的价格又一次出现新的扭曲。这时有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却提出“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要绕过通货膨胀来加速物价改革的步伐。针对这些观点，1988年6月和7月他写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等文章，用历史的经验说明不能依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同时，在通货膨胀下，不可能理顺价格，改革也难深化。
薛暮桥提出，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管住货币，放开物价，从而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以此来促进竞争的深化。
1991年薛暮桥又指出，目前增减货币发行数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贷款基数），今后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经济过热时提高存贷利率，使贷款减少，存款增加，货币回笼；反之则降低存贷利率。特别是在物价上涨时，存贷利率必须按物价上涨的幅度灵活变动，这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统计制度
为了能够集中统一地组织领导全国的统计工作，1952年8月7日，国家统计局正式成立。薛暮桥挑起了组建我国国家统计体系的重任。
1952年秋，因病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私营企业局局长职务。政务院任命我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12月，主持国家统计局工作，探索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统计制度。……1954年2月，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第三次全国统计工作会议。
———薛暮桥学术成果回顾（自述）
7月26日，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北京宣布，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将于9月公布。这离薛老辞世只有4天。现在人们都知道“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这些名称，但薛暮桥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第一任局长这桩事情，很多人并不知晓。
1952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前夕。党中央在这一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编制计划和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为了决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政策并了解其贯彻情况，都需要大量的、及时而正确的统计资料。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和整理这些统计资料，必须有一个能够集中统一地组织领导全国统计工作的国家统计机构。当时中央一级的统计机构，在财经系统有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总处，在文教系统有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统计室，其中主要的是中财委的统计总处。而中财委的统计总处也无力承担这个重大的任务。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直属政务院的国家统计局。1952年8月7日，国家统计局正式成立。这个时候，薛暮桥挑起了组建我国国家统计体系的重任。
国家统计局是在原中财委统计总处的基础上组建的，薛暮桥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为加强国家统计局，他陆续从各地区调进了一批主要干部，从队伍建设、技术流程开始，从无到有开创了统计工作的局面，为国家统计体系的建立奠定下扎实的基础。
薛暮桥自己说过：“我一生抱定的治学宗旨是，不断追求真理，知错必改，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当然也包括我的经济观”，“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捕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薛暮桥经济思想影响今天的中国，正如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薛暮桥时所说的那样：薛暮桥长期担任经济领域的领导并从事研究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实践者，也是中国经济领域的理论家，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受到国际经济界的重视。
薛暮桥简历
薛暮桥原名薛雨林，1904年生于江苏无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顾问、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88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本报1980年4月25日一版报道
经济学家赶集（链接）
3月4日下午，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北京北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赶集。
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兴致勃勃地挤入人群，东瞧西看，问这问那。见到卖鲜鱼的，便问是怎么运进城里来的。有几个顾客正和卖主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1元2角1斤。薛暮桥同志高兴地说：“好，我也买1条。”卖鱼的拣了1条又大又肥的活胖头鱼，一称，5斤重。薛暮桥一边付钱，一边说：“看来还是两个市场好。”买完鱼，又买了1条擀面杖。这时，一个老头在叫卖挖耳勺。他赶忙过去花3分钱买下1个，说：“我很早就想买这么个小东西，总买不着，今天算是盼着了。”
赶完集，来到市场管理所。薛暮桥对管理所同志说：“这样的市场多开辟几个、分散一些就更方便了，是不是可以让那些较富裕的社队自己投资建市场呢？”管理所同志说，也有个别人搞投机倒把。他说：“我看要进行教育，做到公买公卖。我们以国营市场为主，农贸市场作为补充，提倡社队集体卖货，也保留少数商贩。”
（作者 冯国熙）
点评
本报发表的这篇小特写曾获1980年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作者运用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了当时75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北京北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赶集的全过程。报道写得生动逼真，活灵活现。
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习惯了国营商场这种单一的市场形态。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市场经济的萌芽———集贸市场开始出现，一时引起各种诽议和担忧。此时，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以亲身赶集这一行动，充分肯定了集贸市场这一新兴市场形态。本报及时报道，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市场报》 (2005年07月29日 第十一版)温家宝总理看望薛暮桥。
作者：本报记者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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