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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新华网海口7月26日电，在医院检验行业工作近20年的海南一家医院的贾医生，近日道出一个惊人的秘密：医疗常规检查例如心电图，对其设备折旧、操作者人力成本、检查试剂和打印纸等实际成本细算后，平均每个心电图检查的成本不到5元，而如今三甲医院一般收费30元，其利润率高达500％，绝对是暴利。
看病贵是当今一大社会难题，而过去在讨论该问题时，注意力多集中在药价虚高上，甚至形成这样的思维逻辑：公立医院诊疗费定价偏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为了正常运转，只好采取“以药养医”。是否应取消医院的药品加价权，是否应实行医、药分离，一直众说纷纭。前不久广东省进行了一次较为失败的医疗价格听政，之所以失败，大抵是因为政府拟出台的医疗定价总体上并未降低，某些常规医疗项目收费甚至提高。与其说海南这位医生道出的是一个秘密，不如说他给讨论看病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由此推及其他商品乃至行业，甚至推及整个消费领域乃至经济领域，暴利完全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予以研究，并及早采取遏制措施。
“暴利”与“垄断”是导致不公平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的两大突出表现，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都不会听之任之，主要的遏制措施是立法。在一般看来，暴利和垄断几乎是一回事，亦即暴利都是依托于垄断的。仔细想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当今属于暴利的商品和服务并不少见，有些确系因垄断而生，例如前些年燃气公司强行规定，市民必须购买他们提供的价格高、质量差的燃气灶具。但有些商品或服务，定价高得离谱，但怎么看也算不上垄断。例如，一套图书定价动辄过千元，实际上书商即使打两折卖出去也大有赚头；一盒月饼成本仅值十几元，摆到柜台上几百甚至上千元。图书、月饼早已是“充分竞争”的商品，谁能说它是垄断？
垄断与暴利既有相互关联的一面，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前者往往是“系统性”的，而后者可能是单项的；前者往往隐含着复杂的利益格局，例如公用行业的天然垄断、行政权力与部门利益从中作祟、某些行业大鳄操纵定价或某些行业通过价格联盟获取暴利，而后者也许并无复杂的权力背景、体制性背景或行业背景，即使个体经营者开的小餐馆，同样可以获取暴利；对前者鉴别、监督和治理起来难度颇大，而治理后者则相对要容易得多。
据说我国的《反垄断法》早在酝酿之中，近日又见它即将“面世”的报道，然而，“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何以如此？一是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的体制因素的确复杂，二是垄断涉及的利益面广且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掣肘因素颇多，三是有机会和权力制定规则的人其既得利益往往隐含其中，所以态度不可能积极。既然《反垄断法》如此“难产”，为何不从简单易行的入手，先立一部《反暴利》法？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人大代表呼吁尽快出台反暴利法。我国与反暴利有关的制度规章并不是没有，例如1993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后，浙江、陕西等地先后颁布反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但是，这些法律和地方法规有明显的局限性，事实证明它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仅仅是个“摆设”。针对愈演愈烈的暴利行为，针对广大消费者频频受害的严重现实，必须在廓清暴利与垄断不同运行特征的认识基础上，就反暴利问题在更高的层面上、已更严肃的态度予以立法。
具体到普通消费者或单个消费者，鉴别、对抗一种垄断行为谈何容易？而面对某些并无复杂体制和权力背景的具体的、单项的暴利行为，完全有能力、有可能“就事论事”地进行成本核算和暴利证据的收集。假如有了一部《反暴利法》撑腰，消费者完全可以免去很多复杂的法律、行政程序或过程，只身进行投诉、举报、索赔。而当单项的暴利经常受到问责和处罚，当反暴利成为形成一种浓烈的社会舆论氛围，反垄断也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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